立法之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是因为它是定分止争，确立不同等级、权利义务关系的规矩，是兴功惧暴、惩奸止邪的强制手段，是治国理政、维持国家纲纪的重要准绳。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统一政权还是偏安一隅的地方政权，都在立国之始就着手制定法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很有价值的立法原则。

　　一、从时空实际出发

　　先秦时期，从管仲到韩非，法家多有“法与时转”的论断，，反映了进化的历史观和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精神。后世之变法者莫不以此为圭臬。

　　至晚清，国势衰微，民族危机深重，变法之声风起，论者皆以法的可变性为依据。如龚自珍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魏源在论证“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的同时，提出前人所从未提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冯桂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康有为为变法维新而大声疾呼：“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梁启超也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中国古人还从空间实际出发进行立法。西汉韦贤说：“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宋人曾巩说：“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叶适说：“因时施智，观世立法。”明朝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

　　立法从时空实际出发，反映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法律观，是法律发展的规律性的体现。法律如果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非但不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

　　二、从国情实际出发

　　关怀农业生产，以农业为立法的重要内容。历代有关土地立法、水利立法、厩牧立法、农时立法以及天文历法等都是与农业相关的立法。它是农民经营小农经济、维持一家温饱的重要法律保障。早在云梦秦简中，便有惩治擅自挪用地界侵犯他人土地所有权的立法：“盗徙封，赎耐。”历代经济的繁荣、国民的安宁，都和农业立法得当密切相关。唐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就是得益于均田法的实施。为了保证农民耕种不违农时，从唐朝起，还制定了“务限法”，即每年农忙季节各州县官府停止对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受理，以免有误农时。

　　注意发挥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相互补充。辽阔的疆域使得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以至统一的朝廷立法不可能涵盖差别极大的广大疆域，因而需要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限于文献记载，清以前的地方立法已多不可考，只有清朝保留下来了以省为单位的地方立法——省例。凡涉及一省行政、民事、刑事、经济、文教、司法、风俗者，为综合性省例；凡属于一省单一事项者，为专门性省例。省例仅通行于一省，而且须奏请中央批准，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者无效。

　　制定适用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法律。中国从秦朝起便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唐时期，朝廷为了调整边疆民族关系便已进行了必要的民族立法，但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只有清朝保留了大量的民族立法，覆盖了新疆、西藏、青海、东北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立法的内容繁简不一，但总的说来不外行政、民事、刑事、经济、军事、司法、宗教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