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28年,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和迎来新中国成立这一重要历史关头,面对进城的新挑战、执政的新使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两个务必”思想。
1948年3月,在结束转战陕北到达山西临县后,毛泽东曾对中国局势作出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从1946年7月起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毛泽东预想得还要快。一年后的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传檄而定”的关头。一年时间里,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已经是四面楚歌;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遭受失败。
与此同时,不利和困难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二是从国际环境看,新中国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包围,以及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而最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