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非常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中汲取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本色的历史智慧。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很看重这篇历史论著，1944年11月，他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出通过民主之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更是体现出他对如何避免历朝历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鲜明提出“两个务必”，是“窑洞对”思考的继续和发展，在民主之路外，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这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毛泽东一贯重视党成立以来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他发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所作的讲演中，逐一举出了这几次“大的骄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走向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历经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一贯倡导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苏区时期，他就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8年4月，他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十分清醒和忧虑。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这样一个全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永不变色、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在毛泽东看来，最根本的一点要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博大的为民情怀。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未来中国建设要成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因此，“两个务必”的提出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实的实践基础、鲜明的目标指向和崇高的价值依归。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同县乡村干部和群众座谈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