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的样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沿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未来30年的几个关键词：
　　
　　1。收入。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也只是时间问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2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2。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乃至深度老龄社会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至少有3亿。
　　
　　3。能源。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大约到2040年，石油需求峰值将会到来。能源格局的调整，势必搅动全球政治经济。
　　
　　4。人工智能。据《生命3。0》作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馬克调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相当于人类智力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技术奇点，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能降临。
　　
　　过去30年最重要的3个推动力
　　
　　怎么去判断未来的趋势呢？我的思路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什么是慢变量？举个例子，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不会知道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起的潮汐现象。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个观察慢变量的高手。他说，从历史的大标尺下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原来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竟如此具有革命性。举个例子：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建筑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
　　
　　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大幅减少，才能够大量进军劳动力市场；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
　　
　　戈登教授的思路给了我们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只需看3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
　　
　　在这3个推动力下，中国快速发展。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收入水平过了某个门槛之后，消费者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
　　
　　未来的全球竞争就像铁人三项赛，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那要看看未来的变量是什么。
　　
　　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发展核心技术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忽视我们真正的优势——发展应用技术。
　　
　　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越来越难以把成本降低。如果没有办法继续降低成本，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创新的优势呢？
　　
　　我在2018年至少看到两个小趋势，中国的两个红利。第一个红利是，工程师红利。在1997年、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因为担心可能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大学开始扩招，招了更多的大学生。结果读了4年大学后，发现找工作还是很难，那怎么办？研究生扩招。所以最后中国培养出一大批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二个红利是，巨大的市场。我们可能会带来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大家想一想，高铁的核心技术其实最早不在中国，是在欧洲和日本。为什么中国成了一个高铁大国呢？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全球治理空气雾霾最核心的技术到最后一定是在中国，无论它是挪威人想出来的，还是奥地利人想出来的，他们想出来没有用，那个地方没有霾。印度有霾，但是他们用不起。
　　
　　全球未来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所以恩格斯讲，社会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比10所大学都大。而在我看来，社会需求对技术的推动比100所大学还要大。
　　
　　社会为什么焦虑
　　
　　西方社会谈论一代人时往往会以20年、30年为时间单位，中国人则往往以10年为单位。社会变革影响了每一代人的性格，“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显轻佻。
　　
　　我们感觉差别很大，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一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