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礼物，有可能是和颜悦色地给，有可能是风驰电掣地给，有时候是快乐的，有时候是痛苦的。怎么给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发现礼物，还要尽力接到礼物，打开礼物。
　　
　　“喜欢上一个人”，发生在14岁，还是被禁止的。忽然之间，我有很多事要忙，忙着忧郁，同时忙着掩饰忧郁。
　　
　　就在这心事重重、无法自处的阶段，班主任杨震宇老师一个特殊的作文训练，制造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延缓了我的内伤。那次作文课，杨老师带来一个画架和几张图片，他把那几张图片钉在画架上，图片内容分别是人物、静物和风景，然后让我们随便选一张自己有感觉的图片，写一篇作文。
　　
　　“如果看不清，可以走过来看仔细，文章写成什么样的都行，散文、议论文、小故事，随你们的便，字数也不限。我就只有两个要求，一要发掘自己的观察能力，二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杨老师总是这样，他有很多时候“随我们的便”。
　　
　　我因为身处暗恋中，情感特别丰沛，特别需要借题发挥，于是随便选了那张风景画，洋洋洒洒写了篇以“伤离别”为主题的文章。
　　
　　隔了一周，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朗读。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听到别人念我写的字。在杨老师的诵读声里，我全身的细胞像受到电击一样。
　　
　　下课之后，杨老师收拾好他的教案，在离开教室之前，他沉吟了几秒，转头叫我的名字，示意我跟他走。我胆怯地跟在杨老师身后，跟着他走进办公室。
　　
　　杨老师放下教案，在旁边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转身递给了我。
　　
　　“你可以看看这个，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也出书。”
　　
　　我接过那本书，是一本三毛的散文集。
　　
　　杨老师说：“我喜欢的作家杰克·伦敦有一个特别的写作训练，他会随时随地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下来，通过这个，练习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灵感都是熟能生巧的结果，如果你对写作有足够的热情，我建议你试试这个方法。”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写观察日记。杨老师的要求是“一定要仔细观察，认真体会，把你观察到的如实记录下来，既不夸大，也不回避，就是尽量看、尽量记录、尽量思考。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
　　
　　一周之后，我把观察日记交给杨老师，那一周我观察的是阳光的变化。
　　
　　杨老师把那个本子还给我的时候，在下面这句话后写了一个很大的“好”字——“今天的光线强烈，我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再低头，看到了世界的底片”。
　　
　　尽管只有一个字，然而正是它，启蒙了我对爱的认知。之后一辈子，每当谈论“爱”，我都认为，所有的爱，必须基于对一个人的了解和欣赏。
　　
　　我的观察日记又持续了几周，从阳光转向植物再转向每天趴在学校门口炸糕摊旁的流浪狗。第一个本子快写满的时候，杨老师又给了我一个本子，同时作业升了级：“从这本开始，写一个你感兴趣的人。”至此，我从杨老师那儿得到了一个“偏方”，那些堵在我心里的单恋，伴着对那个人无法克制的“观察”，被我一字一句地写了出来。我妈看到我经常奋笔疾书很高兴，偶尔拿一两样零食进来问我：“写什么呢？”
　　
　　我说：“我们老师留的作业。”
　　
　　她探身过来，刚好看到我正在引用一个词——“宠辱不惊”，成语总是能起到瞬间深奥一个句子的作用。我妈很满意，说了句：“哦，好好写。”就没再深究。
　　
　　不久之后，我从最初只能写出“今天J迟到了，没参加晨跑”，到后来，在杨老师的种种启发式的评语中，已经能把J课间十分钟之内的动态写得跌宕起伏。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写作训练，除了一些看得到的成就感，还有就是：我内心那些拥挤着的情绪，都借由文字尽快释放出来。
　　
　　出于对杨老师的信任，我对J的单恋，在观察日记中一览无余。
　　
　　杨老师从未过问，就事论事地在每篇文章上圈圈点点，指出他认为好的部分和有待商榷的部分。
　　
　　一个少女，在十三四岁，有幸把对这个世界的情感化作文字，练就一种技能，不管是否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它都是珍贵的礼物。
　　
　　没多久，J和另一个女生成了我们班里一对公然出双入对的恋人，他们成为全班热议的焦点。杨老师对此没有任何表态，但不久后有一天自习课，杨老师走到我的座位旁，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来”。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校园，跟他走进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杨老师示意我坐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茶杯，沏了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然后他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说：“要是最近不想写，可以先停笔。要是想写点儿别的，随时可以问我。”
　　
　　我的泪水闸门瞬间被打开，开始对着那杯茶掉眼泪。
　　
　　杨老师看着我的眼泪时疾时徐地掉进茶杯，他没对事情有任何议论，更没有任何肉麻的肢体语言，他的关切，自成气场，很淡，可是显而易见。
　　
　　少年的容身之所其实非常有限，当成长推挤着少年们在父母面前掩藏真实的自己时，学校就成了最重要的阵地。一旦在学校也要背负另外的伪装，时光就会变得难捱。
　　
　　还好，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孤寂时刻，杨老师给了我理解和关怀，好像一个人失足落水后及时出现的救生衣。很多时候，支撑一个人度过人生中的诸多困境的，就是“了解”。而那些在少年的你受伤时没有假以任何道德的指摘和批评的大人，是真君子。
　　
　　杨老师在任由我掉了一阵眼泪之后，转身从他身后的书架里抽出一本书，给我讲了一部他喜欢的作品。
　　
　　他讲的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他最后说：“上天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礼物，有可能是和颜悦色地给，有可能是风驰电掣地给，有时候是快乐的，有时候是痛苦的。怎么给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发现礼物，还要尽力接到礼物，打开礼物。那些礼物，你不接住，，或是不及时接住，就错过了，就是暴殄天物，‘礼物’是不会等你的。”
　　
　　我听了他的话，暂时从伤感中抽离，为他如此自如地使用各种成语而折服。
　　
　　那是我少年时代的运气。在我的单恋像触礁一样撕裂沉没之时，杨老师以君子之姿，告诉我“礼物可能是痛苦的”。这一剂及时的“了解”，送我回到可能痊愈的归途。也正是这个痛苦的过程，为我带来一个重要的领悟：每个人这辈子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就是——你要发现自己的那个“我”。一个怯懦的或昏惑的人生，是没有“我”的。
　　
　　直到受到杨震宇老师郑重的肯定，我才忽然想要对着自己问上一句“我是谁”。继而，为了这个“我”，我必须于茫茫人世中，独立、勇敢地走出来，走下去，无论何种境遇都不能退缩，直至走到天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