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夜晚，江西省峡江县湖州村的一间祠堂，幕布支起，灯光射出，电影开场了。三五孩童早早地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在前面占座，刚放学的少年咬着棒棒糖在后面勾肩搭背。大人们有的说着闲话，有的倚着柱子嗑着瓜子，熟人来了，互相点上一颗烟。放映员谢萍果守在投影仪前，看到不时误入到机器前的村民，赶紧示意他们离开。
　　
　　银幕上正在放映的是刚下线不久的贺岁片《飞驰人生》。坐在村民中，59岁的谢萍果静静地看着银幕上的主角经历了人生的高光与暗淡，鸭舌帽下松弛的皮肤上看不出多少情绪的变化。他告诉记者，他一年要放300场电影，只要不下雨，就去农村放。这是他四十多年职业生涯成千上万次放映中的一场。
　　
　　电影散场后，谢萍果收拾起自己的放映设备，回到自己的家中——一个废弃的电影院里。
　　
　　黄金时代
　　
　　1978年，18岁的谢萍果被招进水边镇人民公社，成为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从那时起，他就住在水边公社电影院。电影院紧挨着水边中学，上学的时候，谢萍果就经常溜到这里看电影。那时候，从县里下来的电影，会先在这里卖票放映，票价2毛钱一张。下映之后，才会让放映员拿到下面的村子轮流放。
　　
　　他刚开始工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在枯燥的农村生活中是难得的消遣。谢萍果还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下乡放电影，放的是《51号兵站》，一部反特电影，现场来了两千多人，空地上站不下了，大家开始爬到墙上、树杈上去看。那是农村电影的黄金岁月。
　　
　　刚上班时，谢萍果特意找木匠给自己打了一个樟木箱子，小心地把放映机放在里面。刚开始是装电影公司发的8。75毫米的放映机，后来装自己买的16毫米、35毫米的放映机。
　　
　　那时候要成为电影放映员并非易事，要根正苗红，还要多才多艺。谢萍果高中毕业，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会出电影海报，才得以入选。妻子邹水英说，当年电影放映员是一个“相当光彩”的职业。
　　
　　邹水英人长得也漂亮，最初二人经熟人介绍相亲的时候，邹水英并没有看上谢萍果。后来正是觉得电影放映员的工作还不错，才应下这门婚事。她回忆，那时候，电影放映员走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听到哪里放电影，学生放学后不吃饭早早地等着；有人走十几里地，就为了看一场电影；往往这个村放完了，电影放映员还要赶紧把拷贝送到另外一个村，一个拷贝，一个晚上要辗转好几个村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多农村还没有电，放映员下乡放电影还要自己抬着发电机，加上音响、电缆线、幕布、拷贝等各种器材，一个人平均要抬九十多斤的重物，翻山越岭到各个村里，给乡亲们放电影。
　　
　　交通工具记录了谢萍果几十年的光阴流逝。从最初靠两条腿，到自行车、摩托车，再到现在的三轮车。放着放着，头发白了，公社的电影放映员，从四个变成了就剩他一个，连最初带他的师傅也改行了。
　　
　　而银幕前的观众也越来越少。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视机的普及，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农村的电影市场逐渐萧条，从一场上千人减少到几百人，直到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住在电影院里的人
　　
　　黑白画面里，一个农民赶着一头水牛在耕田，画外音在讲述养殖良种水牛的诸多好处。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科教片。农村电影要兼具娱乐和教育的双重功能，放片要遵循“一长一短”原则，在电影正片放映之前，往往还要放一条新闻简报或者科教短片。谢萍果说，很多人因为看这个，学习新技术，因此发了家。
　　
　　35mm的老式放映机一圈圈地转着，坐在水边电影院二楼放映室里的谢萍果盯着放映机，不时地透过旁边木墙的小格子往楼下张望。之前，谢萍果经常从格子里观察观众的反映。如果观众不愿意离开，就说明这个电影还不错，如果观众看了一会儿开始接连离场，就说明这个电影不受欢迎，以后要少安排排片。《泰坦尼克号》就曾在这里遭遇滑铁卢，“老表（方言，指老乡）们喜欢枪战的、武打的，外国片不要”，谢萍果说“看不懂，他们不喜欢”。
　　
　　不过，这个建于1969年的电影院已经十几年没有放过电影了，差不多成为了危房，四處墙皮剥落，黄土裸露。这次放映是优酷公司组织的活动，破败的木头凳上全是灰，应邀前来的记者都没有坐，也没有其他观众。
　　
　　为了这次放映，谢萍果花了两天时间修理机器。“这是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制造的35毫米的放映机，我托人才买到的……”
　　
　　这里是谢萍果的秘密基地。他把自己所有的宝贝都搬到了这里，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以及他的电影王国。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藏着七台老式放映机、倒片机和音响等各种电影设备，四处墙上挂着胶片。
　　
　　尽管在老伴邹水英看来，谢萍果存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于谢萍果而言，却是命根子。曾有人出几千甚至上万元买他的一台放映机，他都断然回绝。“我不会卖的，出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而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说，一直是急缺的。
　　
　　1992年，地质大队有一台35毫米的放映机闲置，谢萍果觉得可惜，想花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