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在伦敦狭长的地铁换乘通道里，深蓝色皮卡迪利线通往浅蓝色维多利亚线的路上，你会看到很多戏剧、电影的演出海报，它们不断推陈出新，唯独有一张照片永远在那里，色彩清新—一座宛如玻璃潜水艇的奇怪建筑扣在郁郁葱葱中。
　　
　　这座维多利亚时代最大的玻璃钢结构建筑，不是剧院，不是皇宫，而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温室，是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标志性建筑。你不禁惊叹，大名鼎鼎的KewGardens（邱园）也会在地铁站里做广告，吸引大家坐上地铁，去郊外看看。
　　
　　地铁这站就叫KewGardens，下了车至少还要走十几分钟。也许是毗邻邱园的原因，一路上看到的家家户户，门前布置得格外隆重，不是有大朵蓝色、紫色的绣球，就是藤蔓攀上墙面。英国人也的确热爱园艺，没事总往公园里钻，家里也必须养花增加情调。
　　
　　伍尔夫有篇小说叫《邱园记事》，故事从邱园的一个花坛开始，详细描述了不同植物的花瓣、茎干和叶子，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小路上漫步，追忆着似水年华。
　　
　　后来，故事里又出现了不同年龄和阶层的人物，他们怪诞的语言和花朵、蜗牛以及浓烈的色彩交织在一起，最后作家写道：“万紫千红的花瓣也把自己的光彩都射入了辽阔的空中。”
　　
　　那是一篇色彩斑斓的小说，似乎什么情节都没写，着力描绘了天光云影下的花坛景致，却被评论家看作是伍尔夫印象主义写作的开山之作，那些关于植物的描写不经意间暗示了人物的命运：聚散别离，爱恨交织，生老病死。
　　
　　我倒觉得这些道理是我们中国人早就明白的—道法自然，人类所有的秘密都存在于自然里。
　　
　　二
　　
　　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里正儿八经完成自己著作的人就是达尔文了，他的腮上布满胡子，在档案室分析自己环球航行采集回来的物种，还有其他探险家乘风破浪收集回来的稀有植物。
　　
　　若感到疲倦，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回去接着完成《物种起源》。
　　
　　他的挚友胡克先生是当时的园长，自己本身也是植物学家，倾其所有支持达尔文做学术。
　　
　　在档案室里，我见到了达尔文的手稿。像我们小时候制作的植物标本或干花，每种植物旁边详细记录了发现地、色彩和形状。
　　
　　这些植物是经过地毯式搜寻采集而来的。但凡遇见疑似新物种的植物，植物學家都要采集回来，做成标本，存放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植物标本馆。
　　
　　除了派植物学家去往全球，邱园还会付给各地艺术家报酬，让他们画下当地的花卉和其他植物作为记录。艺术家的风格不同，花卉的图案也各具特色，植物绘画让严肃的学术机构变得生动起来。
　　
　　因为我们是中国来的客人，邱园的工作人员就翻出了不少中国清代艺术家寄回的作品，有古松，也有兰花，用的是彩色水墨画的方式。
　　
　　邱园对学术的追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世界上大多数植物园无非只是满足人们审美和休闲的需求，英国人却将它做成了造福人类的伟业。
　　
　　院子里种的5万种植物，总量占了全球植物种类的1/8，每一棵树的来历都有记载；植物标本馆收集了500万份标本，包含地球上近98%的属种；图书馆收藏了75万份世界植物图书和文献；邱园拥有目前全球最大、保存物种最多样化的种子银行，种子数量超过20亿颗，理论上保存期限可以长达数千年，并与74个国家和地区的306家研究所建立了联系。
　　
　　工作人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地球发洪水了，邱园的种子库就是植物的挪亚方舟，可以帮地球重建生态系统。
　　
　　得益于英国人在全球进行植物采集和引种，温室里存放着许多在自然界早已灭绝的植物。在中国已经找不到的植物，只有跑来植物标本馆寻找，那是两个世纪前，英国人从中国带过去的。比如，睡莲温室里的部分品种就来自中国，包括世界上最小的睡莲，在自然界已经找不到了。
　　
　　植物也在中英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卓越的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在邱园植物标本馆开展研究时，查阅了标本馆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拍摄了18300张照片，带回了中国。
　　
　　全球喜欢园艺的人都会来邱园朝圣，热爱植物的人也会前来学习。
　　
　　能把数以万计的植物聚集在一起，本身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邱园的设计和布局又特别精巧—英国人绝不会放弃施展园艺技术的大好机会。
　　
　　除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玻璃温室，户外还有几十个专业花园：杜鹃园、杜鹃谷、竹园、玫瑰园、草园、日本风景园、柏园等。花园的管理者会定期邀请艺术家，将现代艺术呈现在树林间、湖畔旁，以及温室的泥土里。
　　
　　三
　　
　　如果一个人必须迷恋点儿什么，那么摆弄花草绝对是有益无害的爱好。植物有一种治愈功能，无论多么沮丧，跟它们相处一会儿，心情就会明媚起来。
　　
　　邱园的一角藏着一幢砖砌的房子，不少游客会不明就里地与它擦肩而过。这座像巨型娃娃屋的小房子竟然是英国王室最小的宫殿—邱宫，曾经是大英帝国权力斗争的中心。
　　
　　抛开宫斗，还是能看到王室对于园艺的热衷，斥巨资支持植物学家收集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也不乏王室成员亲自照料花园。
　　
　　比如，生于18世纪的奥古斯塔公主就是一位植物爱好者，在著名植物学家罗德·比特和史蒂芬·黑尔等人的帮助下，她把邱园的植物种类扩充到2700种。
　　
　　作为植物学的门外汉，我不能像“报菜名”那样认出各类花卉，只能张着嘴不断感叹造物主的神奇。然而，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并不是这些温室，而是一间精致的画廊。建造画廊的人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富家小姐玛丽安娜·诺斯。
　　
　　在那个极少有女人出门工作的年代，玛丽安娜小姐反抗传统束缚，在全球旅行并用画笔描绘植物，还在邱园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画室来展示自己的画作。
　　
　　画廊于1882年开放，共有83幅植物画。她的绘画风格既狂野又细腻，色彩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能看得出她是真正热爱自然并享受自然的人。
　　
　　现在的邱园里还有不少科学家，他们致力于从植物中提取成分，研发不同的产品。
　　
　　我在这里遇到一个小巧的中国女孩儿，单眼皮，皮肤晒成了小麦色，跟着植物学家做课题研究；又认识了一个中国的教授，研究植物的基因科学。每日在此，被阳光、雨露、微风滋养着，身上都沾上了植物的耐力和天真。我去看了有关中国中药采集的档案室，原来西方人一直想搞明白中药的奥秘。
　　
　　走出邱园的时候，我想，也许人类面临的很多难题的解决之道都藏在植物中，人性不妨多靠拢植物性，世界也会变得简单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