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麦”的定义表示他对苏格兰人的厌恶，但是事实上他有好多苏格兰人的朋友，包括包斯威尔在内，可见约翰孙这人嘴硬心软。关于“恩俸”两条定义，在后来他自己也领取恩俸的时候（一七六二年），使他感到很尴尬。“编字典者”的定义含有无限酸辛。“进步党”是他所痛恨的，所以不惜加以那样的一条定义。“骹骨”的定义显然是错误的，有一位夫人问他何以要下这样的定义，他回答说，“无知，夫人，由于纯粹的无知。”

　　最后要谈到约翰孙与柴斯菲德的一段关系。在约翰孙的时代，教育尚不普及，读众因之很少，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无法以出卖作品的方法得到充分的经济报酬，所以保护人制度一直继续存在。富有的贵族，是最适当的保护人，把一部份作品奉献给他，使他得到名誉，他对作家予以经济上的照拂，这可以说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之一种交易行为。约翰孙是一个贫穷而高傲的人，从来不曾有过保护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鞋子破得露出了脚趾头，有人悄悄的放一双新鞋在他门前，他发现之后一脚踢开。他受不了人家的恩惠。他编这部字典，受了生意人的怂恿，把字典的“计划书”献给了柴斯菲德伯爵。柴斯菲德伯爵是当时政界显要，曾出使海牙，作过爱尔兰总督，并且是一个有才学的人，他的最著名的著作是写给他的一个私生子的书翰集。约翰孙，像其他穷文人一样，奔走于柴斯菲德门下，受到他的接待，并且获得小小数目的资助，但是没有得到热烈的欢迎。哪一个贵族家庭愿意看到他们的地毯被一只脏脚给污损呢？约翰孙去拜谒伯爵的时候，门人告诉他伯爵不在家。他恼了。据近代学者研究，柴斯菲德有点冤枉，他很忙，把他疏忽了是可能的，但并无意侮辱他。字典将近出版的时候，柴斯菲德从书商道兹雷得到了消息，立刻写了两篇文章称赞约翰孙的勤劳，登在一七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五日的两期《世界报》上。可能这完全是出于善意，不料竟惹起了约翰孙的愤怒，使得约翰孙于一七五五年二月七日写给柴斯菲德那封著名的信：

　　伯爵大人阁下：

　　近承世界报社长见告，介绍拙编字典之两篇文字乃出自阁下之手笔。愚过去从无受名公巨卿垂青之经验，今遇此殊荣，诚不知如何接受，何辞以谢也。

　　忆昔在轻微鼓励之下，初趋崇阶，余与世人无异，窃为阁下之风度所倾倒，不禁沾沾自喜，自以为“世界之征服者之征服者”亦不过如是矣；举世竟求之恩宠，余从此可以获得矣；但余之趋候似不受欢迎，自尊与谦逊之心均不许我继续造次。昔曾公开致书阁下，竭布衣之士所能有之一切伎俩以相奉承。余已尽余之所能为；纵微屑不足道，但任何人皆不愿见其奉承之遭人轻蔑也。

　　阁下乎，自余在尊府外室听候召见，或尝受闭门羹之滋味以来，已七年于兹矣！在此期间，余备尝艰苦，努力推进余之工作，终于将近杀青，曾无一臂之助，无一言温勉，无一笑之宠。此种遭遇非余始料所及。因余以前从无保护人也。

　　魏吉尔诗中之牧羊人终于认识爱情之真面目，发现爱情乃如山居野人一般之残酷。

　　所谓保护人者，阁下乎，岂见人溺水作生命挣扎而无动于衷，方其抵岸，乃援以手耶？今谬承关注余之艰苦工作，设能早日来到，则余受惠不浅矣。但迟迟不来，今则余已不复加以重视，无从享受；余已丧偶，无人分享；余已略有声名，不再需要。对于不曾从中受益之事不表感激，关于上天助我独力完成之事不愿世人误为得力于保护人，此种态度似不能视为狂傲无礼也。

　　余既已进行工作至此阶役，曾无任何学术闻人眷顾，则于完成工作之际如遭受更少之眷顾，假使其为可能，余亦将不觉失望；因余已自大梦初醒，不复怀有希望，如

　　往昔之怀抱满腔热望，自命为

　　阁下之最低微最忠顺之门下士

　　约翰孙

　　这一篇文情并茂的文字一直被后人视为近代文人的“独立宣言”。因为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对于保护人制度的反抗。此后保护人制度即逐渐被社会的广大读众所代替。作家不必再看保护人的颜色，但是要看读者大众的颜色！这一封著名的信直到一七九○年包斯威尔才把它正式发表，售价半基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