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为何可以跟田晓霞恋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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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少平的“阅读”与“爱情”
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
读书和尊严的联系在《平凡的世界》中显得更为“直接”。这种“直接”体现在:不是通过知识出人头地,然后才有了尊严,而是知识本身就能安定内心,建立尊严。孙少平自发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创业史》,在田晓霞的指引下阅读《参考消息》、《各国概况》、杰克·伦敦、艾思奇、《天安门诗抄》、《白轮船》、《简·爱》、《红与黑》,从诗人贾冰处借《牛虻》,在揽工时读名人传记,他的读书是业余性的,并不与功利目的相关。
作为农村孩子的孙少平读了太多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书,以至常有后来的读者嘲笑他读书是为了装点门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确实常在看书看报之后向城市女孩黄亚萍大谈特谈国际政治和能源知识,在同村人面前展现自己因受过教育而与众不同,孙少平却总是躲在不为人知之处安静地阅读,他的读书心得更多转化为一种人生体悟,而非在他人面前的炫耀性展演。
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18 世纪初,曾存在着一种关于“劳动阶级因追求比他们高贵的人的业余消遣而把毁灭带给了他们自己和农村”的论调,以此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这种观点认为,阅读会造成手工劳动者的精神涣散,使他们不再劳动。参照这一观点,《人生》便可被视为一部关于劳动阶级如何因追求更高贵的业余消遣而造成毁灭的小说。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体力劳动和智识训练的关系从对立转化为并行不悖。
田晓霞一度以为孙少平回到农村之后就会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淹没,却没想到他一直没有放弃精神追求,这成为他们恋爱的开端。
孙少平即使在黄原揽工的艰苦环境下依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阅读名人传记的孙少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与黑》中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视为命根子的于连。于连深深眷恋那个能让底层青年大展身手的拿破仑时代,因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憎恨。但孙少平没有使书中的世界映照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普遍化的“人生哲学”。这种将具体进行“抽象化”的努力,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不止一次出现, 孙少平甚至从自己的苦难生活中提炼出了一种“关于苦难的学说”。小说特别点出,正因为这一原因,穿着破衣服的孙少平在穿着风雨衣、旅游鞋的田晓霞面前,并不觉得低人一等。
有意思的是,于连式的阅读出现在了安锁子身上。孙少平在矿井下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讲《红与黑》中的故事,当他讲到于连如何爬进了“那位小姐”的卧室时,单身汉矿工安锁子十分嫉妒于连的“好运气”,气得撕毁了《红与黑》。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孙少平的黄原揽工生活中:“萝卜花”为大家讲述自己与灵香的故事,他添油加醋地描述灵香的美和自己骚动的欲望,让揽工汉们浮想联翩、兴奋不已。
雅克·朗西埃曾对福楼拜为何要让包法利夫人死亡有一个解释:艾玛·包法利阅读了太多小说,因此将文学与生活混为一谈,想让文学中的快乐变成现实的快乐,而这是不为等级秩序所允许的。包法利夫人的阅读与安锁子和揽工汉们的阅读都是类似的。
相比之下,孙少平清楚地区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孙少平在读完《白轮船》后与田晓霞出门散步。第一次与姑娘单独在一起的经历让他骚动不安,但他在春夜中感到忧伤,叹息着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田晓霞也一同朗诵起来:
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 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小说中写道,这时的孙少平想要抱住田晓霞,却被喇叭声拉回现实之中。这是《平凡的世界》中非常动人的一段描写。使孙少平高出安锁子的,是前者没有将阅读视为轻易获取欲望快感的来源,反而是通过阅读将个人的欲望和忧伤导引向某种具有超越性、包容性的存在:山川河流,以及苦难、自由等哲理概念。这样的态度,和上面分析过的孙少平从书本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人生哲学”的阅读态度是一致的。孙少平的阅读方式显示出一种“反媚俗”的姿态:艺术可以用来补偿现实的不足,但艺术始终是“内部”的,不被直接拉入“外部”的现实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学的意义上理解为何孙少平可以与田晓霞恋爱。事实上,虽然路遥从《姐姐》开始就持续书写着地位不对等的恋爱故事,但这些恋爱关系都无法长久,只有孙少平和田晓霞是例外。当时有人问路遥,是不是因为无法处理孙少平与田晓霞的恋爱而让田晓霞死去。路遥认为这不是无法处理的,他们的结合完全有可能。
“爱情”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人道主义话语最集中、表达最强烈的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的爱情观念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人生》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才不是一个“陈世美”式的、贫寒才子“发迹变态”的老套故事,而是因没有共同语言而无法产生“爱情”的新故事。而孙少平的“非功利”和“反媚俗”阅读,则使其超越了《人生》里的高加林,超越了农村出身,具有一种“知识分子”人格。同样, 田晓霞也不是杜丽丽那样的典型城市青年,而是更接近“知识分子”形象。在同为“知识分子”的意义上,他们才得以拥有爱情。
如果细分,田晓霞和孙少平其实是两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像田晓霞这样读“黄皮书”、“灰皮书”、《参考消息》、《各国概况》长大的高干子弟,曾经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中。洪子诚在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时指出,他们的高谈阔论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源自这些谈论是对上一个年代里“知识无用论”的背离和批判。而在将农村和农民视为“愚昧落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平凡的世界》中以“非功利”和“反媚俗”姿态阅读严肃书籍,还能从苦难中“抽象”出“学说”的孙少平,则倾注了路遥对于农民如何获得一种 “精神生活”的期待。
在路遥那里,孙少平的精神追求超越了他所身处的艰难环境。更重要的是,孙少平之精神生活的获得来自在逆境中磨砺自我。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并不会因为经济水平的落后而缺乏获得“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艰难困苦为他们提供了磨砺精神的必要条件。那个在漏风的工地上挑灯夜读的孙少平形象,因此才无比激励人心。在农村和农民被视为“愚昧”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路遥为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农村青年找到的通往高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