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最生猛的日本大导，变了！
园子温的新作《埃舍尔街的红色邮筒》与其以往的作品风格非常不同，没有了以性、暴力、死亡为主所展现出的强烈视觉冲击，对社会与家庭的揭露与批评也不再冰冷锋利。影片把目光聚焦在电影中被人遗忘的群演上，即便是最后带着反抗的色彩，撕碎电影与现实的界限，也多是温情浪漫的，更像几近六十的园子温在功成名就之时对自己过往的回望与思考。影片的讲述导演小林为了回归自己的初心决定拍摄电影《面具》从而进行选角的故事，小林的初心其实就是园子温的初心，每一段剧情都带着对自己以往作品的色彩和审视。影片前期让工作人员派发宣传单是《庸才》里茶泽景子发传单的再现，在《庸才》中，茶泽景子是唯一欣赏并救赎主角住田的人物。在《埃舍尔街的红色邮筒》中，导演小林的选角行为同样是对这些路人甲般的电影群演的欣赏和救赎，并且多次出现纸质的面具和枪，选择面具意味着成为演员成为另一个自己完成救赎，而枪如《庸才》里出现的枪一样，是主角自我毁灭的象征。园子温在向观众表示：这些群演如《庸才》里的主角住田一般：是平凡带着梦想的一朵花，但《埃舍尔街的红色邮筒》中的社会秩序是稳固的，所以人物虽带有自身的压抑与挣扎，但被这种稳固的秩序所掩盖，在影片后期逐步撕开电影的规则与其中所带有的社会规则时，人物才开始陷入“暴走”，回归到园子温电影中小人物所带有的虚无、荒诞、反抗等特质。园子温在展现《埃舍尔街的红色邮筒》的人物时，和以往一样将电影的时空感打破，采用较为复杂的叙事结构。以多维度的非线性叙事来展现不同的人物，，当观众陷入展现的人物即为主角的印象中时，被人物后来被沦为群演打破，最后再到人物从群演到自我回归的寻找和捍卫，观众接受到了园子温对于群演这一群体的关怀以及对电影体制的讽刺思考，叙事退为其次，人物成为导演表达的载体，每个段落组成了一首散文诗，园子温以他诗人的身份将电影看做艺术媒介来进行自我表达，影片的每一部分都不可缺少。在“镇上最强女团”这一群体中，除了对她们渴望改变无人关注的痛苦外，也带有《庸才》中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寻找，前文所说的“枪”这一道具在此群体中主要出现，但少女的浪漫和希望极大冲淡了这一群体的痛苦。另外园子温电影中主要元素“性”也在这一群体中体现，不同于以往的是园子温轻描淡写的略过了，留下了在影片《反情色》中蛋糕这个带有强烈情欲符号的食物。而在桐子和安子的两个段落中，仍旧有着园子温反父权和女性主义的色彩，如桐子要提丈夫完成演员梦想，为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以及桐子在试镜时亲吻男性遭到母亲强烈反对。桐子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和家庭里，被赋予一种角色化的身份，桐子是一种服从姿态来面对亡夫以及控制欲极强的双亲。另一个段落安子中，见证了父亲的自杀并想要逃离被父亲强奸的阴影。虽然园子温将以往弑父的命题改成了父亲自杀，但仍可以在其中看到安子对父权反抗的特点。安子和桐子都带有强烈的生存意志以及反抗力量，在这一过程都展现出对家庭的不信任以及亲情的崩塌，女性角色多具有悲剧特质，在反抗中寻找自我价值的迷茫。只不过园子温这次格外的温情柔和。即便是在对电影体制的讽刺中，园子温也不忘对父权社会结构进行揭露，老板与制片人作为电影体制中的决策者，通过自己的权利将情人出演电影以提升其热度，男性在其主导的规则下对女性进行符号化的解构与娱乐消费，园子温以一种极端化的女性悲剧来让观众察觉到整个社会环境对女性无意识的控制支配。在“小林导演真爱俱乐部”中，这群少女对小林的爱慕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小林成为其宗教符号，和以往一样将其赋予欲望和软弱的色彩。例如在《冰冷热带雨中》，村田夫妇在处理尸体前要进行祷告，宗教无法成为阻止现实的暴行，反而不断压抑着人的精神导致最后的爆发。在《爱的曝光》中，主角的第一次勃起和教父的逃脱都展现着园子温对宗教的另一种理解。在《埃舍尔街的红色邮筒》对自己回望中，这群真爱俱乐部的少女们成为园子温宗教思考的再现，在对小林的宗教似膜拜中无法找到自我的出口完成救赎。最后她们高举着小林的巨大图像走在街上，正是园子温在第一部电影《叹气自行车》中“俺”字旗的重现。园子温在上述的自我表达中并没有放弃对元电影的思考，和《地域为何恶劣》一样，将摄影机出现在影片中，让观众和角色在拍与不拍中游离徘徊，逐渐模糊了现实与影像之间的真实界限，翻覆传统的电影语言，打破电影所制造的梦境。在嵌套的重复中影像的世界开始混乱，如影片中的方子，作为鬼魂的她，不断从小林的想象和现实的存在中跳跃，完成了理想中的剧本，并泼洒颜料以展现构思。方子承载着小林的初心，是园子温对现有电影体制的反抗与电影创作的思考，或者说方子是电影创作者对自己心中电影本质的追寻。非传统的叙事结构所造成的电影时空的破碎、人物所带来的叙事核心的混乱、加之元电影中被打破的电影与现实框架共同组成了影片最后拍摄现场的混乱与癫狂并将观众带入其中，在肯定中否定，在否定中反思。园子温怀着对电影的激情来对自己曾经的创作进行审视回望，将自己的电影理念进行整合，温情之下仍可看到其生猛的反抗与创作力，在解构中寻找初心与影像价值。最后街头的暴走不仅是对当下电影创作弊病的嘶吼，也是《东京嘎嘎嘎记录映像》里街头的宣泄，他重新回到了那个深受大岛渚和寺山修司影响的园子温。或许在《埃舍尔街的红色邮筒》的创作中，园子温会想到他电影事业的起步和初心：《园子温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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