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小说毕竟是小说，在书写过程中我多次离开电脑，不得不去洗一把脸上的泪。顺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在城中村长大。城中村本身很复杂，有很霸道的人，有很牛气的人。顺子什么都没有，活得比较弱势，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信念，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城中村容易养流民，为什么？因为在出卖土地的过程中获得一点钱，有的用这些钱做生意发了，有的拿这钱赌博，赌完了就去吸毒，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顺子始终朴朴实实，靠肩扛背驮，靠蹬三轮车，靠挣挣巴巴的劳动力，挣一口吃一口。

电视剧《装台》剧照

顺子本性善良，无形中能把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吸引到身边。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暖流、有宽厚、有包容、有光和热。顺子挣了钱跟大家分，钱叫人家骗了他能站出来去拼命讨要。另外他也很主动，毕竟是城里人，懂得社会交往，能和瞿团、靳导、铁主任这些人搞磨关系。其实他活得很苦，有时也有一点小市民的狡黠，但他身上有非常朴素美好的价值，这些价值都是社群存在演进的基本要素，这些像大自然的引力一样吸引了很多比他更弱势的人。

顺子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是社会大厦的基座，这个群体很大很大，他们是基石般的存在，文学艺术应该给他们以光亮。顺子是装台工，他们一辈子为别人搭台，让别人处在高光时刻，自己是隐身的，我感觉这里面很有意味，正如《装台》这个名字。

电视剧中，张嘉益先生演得非常好，我看他骑三轮车的那种身影、表情，有时候眼泪不由自主就出来了，我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感情是如此的脆弱，张嘉益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刁顺子，闫妮也是我心中的那个隐忍而又善解人意的蔡素芬，戏多细腻深刻。他们充分表现出了艺术家丢掉明星“范儿”后对人物塑造的深厚功力。这一批演员都让我很敬重。西安这样的城市，蹬三轮的不会少于万人，这种人的背影给我印象很深很深。当我们行走在城市，看见这样一些建设者，看见这样一些用诚实劳动为自己获取收入的人时，应该给他们一个敬重的注目礼，而不是投以鄙夷的眼神。

记者：顺子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陈彦：确实有。我和装台的这一特殊人群打了很长时间交道，里边确实有一个原型人物，大家都叫他“生生”。“生生”是陕西话，有点“二”的意思。就是干活舍得下苦吧。当然生生一个人的故事不足以构成文学典型。生生就是城中村出来的，一群装台人的领头，常常因为装了台被欠账找我这个院长解决问题。都说他面子大，动不动就敢找院长要钱。时间长了，我们就熟了，关系比较好。后来我离开单位也常见他，把三轮车就放在戏曲研究院大门口，窝在车厢里打瞌睡等活儿。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其实此前就有写他的意思，也有意找他聊过几次，而真正下笔却在离开剧院以后。

对我冲击最大的是这些人的苦累。我有晨练和清晨背诵的习惯，一早起来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只要有能卧人的地方，都卧着他们这些装台人，装了一夜，早上累得不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冬天，在下水道井盖上弓着一个人，因为井盖下边有暖气管道，他是累了一夜，卧在上面睡觉取暖。这个画面始终冲击着我，长期萦绕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不吐不快，不写不行。我跟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这是生活的积累，更是生命的恩赐。

记者：您在写农民工题材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时谈到，城里人对农民工封锁着秘密，农民工也不想向城里人敞开胸怀，彼此之间很难感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写作《装台》，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有没有做一些采访？

陈彦：是的，写《西京故事》时我多次进城中村采访。有时自己去，有时通过朋友和村里的领导，帮忙介绍有特点的农民工。我问他们一天挣多少钱？如果一天挣200块钱，我就跟他聊上半天，给人家200块钱。聊天时，有人愿意说，有人不愿意说，在纠结中你就能洞悉他内心的波澜。

我的小说习惯写熟悉的对象，不熟悉的生活我写不了。我常讲，生活有七分，最多写出三分，这样三分里才能有一点生活的质感，如果是你只有三分，想写出七分质感，绝对不可能。生活储存对于写作是致命的。比如我在18年前写《大树西迁》，当时西安交大希望我写一个关于交大西迁的长篇电视剧，我到上海交大的博士楼住了35天，又到西安交大住了四个半月，这么长时间的生活勘探，光录音带就弄了几十盘，但最后还是没写电视剧，觉得没有找到丰富的质感，这条大河没有流动起来。后来我写了一个不到3万字的舞台剧，就是秦腔《大树西迁》，现在还在演出。用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写了不到3万字，改了无数遍，生活让我只能如此。我觉得当你吃不透生活时，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使不得的，硬憋出来的东西绝对不行。

记者：在很多人看来，您是知名作家、编剧，在多个不同岗位上担任过领导职务，为什么有这种强烈的情怀要持续关注、写作底层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