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

陈彦：我自己也是一个打拼者，奋斗者。我始终在写作、阅读、思考。在不同岗位的历练无形中也为我打开了不同的维度。比如说在戏曲研究院做院长时，院里有六七百号人，连家属算在一起有几千号人，生老病死都得管。再加上院门口就有一两千农民工整天拥来挤去，时间长了对我影响也比较大。

另一个，我也是从底层来的，我父亲做了好几个公社、乡政府的乡长、书记，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从这个公社调到那个公社，调了好多地方，老百姓到公社来找他办事，我老听他说，都是些可怜人。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现在我还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样子。

记者：《装台》写作到现在将近十年了，回过头来再看这部小说，感觉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陈彦：有一些难忘的细节还没有写进去。比如上一次回西安，我又看见生生在剧院门口等生意，头靠在三轮车帮上，身子窝蜷在里边，两个脚很高地翘着，看来等的时间不短了。看那种等着人来找他干活的难场感觉，我眼泪哗的一下就出来了。讨生活真的不易。我的小说里还缺乏这样一个等待的细节。

记者：除了人物的变化，小说的风格和电视剧也有较大不同。原著小说是让人心酸的，沉重的，但电视剧则是轻喜剧的风格。您如何看这个变化？

陈彦：《装台》这个小说本身读起来也比较轻松，我很注重小说笔调的轻快，小说应该有一种轻快的调性。当然轻快并不意味着漂浮和轻松，有时越轻快越有一种沉重感。电视剧定位以喜剧的风格呈现，我觉得很好。

记者：《装台》里人物各有面貌，语言各有特点，非常鲜活，如何做到？

陈彦：在西安生活了那么长时间，我觉得小说应该写出当地的特色。今天看《水浒传》，里边有很多都是民间的、地方的语言，读来特别有感觉、有意味。我写小说时比较注重陕西话的使用，但为了方便读者，有些太过于地方化的语言还是做了转化。出版时，编辑觉得读不懂的地方，他们反复征求我意见，后来也有一些让步和调整。

马晓勇先生这次在改编时更强化了陕西方言的运用，导演李少飞和美术工作者们又加重了这种烟火气元素的多重运用。再加上张嘉益、闫妮、孙浩等一批演员就是陕西人，他们这样说话、处事是从生活中自然流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