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园：列位继续，爷不玩了
按照谢园的性格，如果知道他去世后大家伙儿如此哀痛，内心肯定不安。
早些年他同梁天参加节目，梁天爆料说谢园天生胆小，怕黑怕狗怕走夜路，也从来不敢参加追悼会。圈里有朋友驾鹤远游，每一次他都拜托梁天，把钱带到，把问候带到，给人多鞠几个躬。
问他为啥要这样，他说害怕对方「突然坐起来」，他还有模有样地介绍早些年拍电影，有人因为扮演死者的演员突然坐起来给吓得精神失常。说这些的时候，谢园脸上一本正经，语速是他一贯的滔滔不绝，挺悲伤的话题让他弄得特别可乐。
最近几年，谢园有过两次「出圈」，一次是2018年10月的某天，他去星巴克买咖啡，接过杯子一看，上面写的是「宝财哥」。宝财哥是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经典配角，出现在《双鬼拍门》上下两个半集，总共大约四十几分钟，但谢园的「宝财哥」跟葛优的「季春生」一样，都是《我爱我家》中四两拨千斤式的人物。这杯咖啡中间隔了25年，能让大家惦记，谢园自然高兴，于是把这张照片传给了《我爱我家》的剧迷朋友，让大伙儿一起高兴了好一阵。
另一次是沾老哥们儿葛优的光，因为去年葛优参加春晚时的一件风衣，梁天、葛优、谢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拍摄的一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当时三个人葱一样水灵，麻杆儿一样精瘦，葛优穿风衣，梁天穿一件天蓝色的polo衫，谢园穿的是一件红色鸡心领条纹毛衣。三人号称「中国喜剧三剑客」，《我爱我家》里保姆小张跟老傅一家人介绍宝财哥，也不忘说一句，「工地上的人说他长得像电影明星谢园。」那组照片和今天的精修大片很不一样，三个人溜肩斜胯没正形，就是九十年代北京胡同里乱窜的小青年，透着一股爱咋咋地的随性和莫名的亲切感。
私下里三个人也是要好的哥们儿，那时候他们经常一块走穴演出，主办方一人给开个单间，不住，非要腻在一块儿喝酒扯淡逗闷子，后来谢园和梁天几次参加节目，追忆往昔岁月的时候，这个时期说得最多，来来回回就是那么点儿事，但每次都能笑得捶胸顿足，好不快活。
三人还合伙开了公司，一人掏了两万块钱，后来一个卖西装的服装厂老板给注资了150万，影视公司就连玩儿带闹地弄了起来，三人有明确分工，顺便还畅想了一下各自的未来。葛优性子慢，爱琢磨，是老艺术家的苗子；谢园爱说，叭叭叭起来没完，适合当评论家；梁天有生意头脑，可以当制片人。
三个人的友谊延续半生，谢园离世的消息同梁天和葛优的哀思一起流传，因为三个人最著名的荧幕角色都是张嘴臭贫的年轻人，人们不怎么能接受，谢园61岁，心脏病，人说没就没了。
谢园表演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是「宝财哥」和《孩子王》中的「老杆」。「宝财哥」给了他观众缘，以前谢园老是羡慕梁天，走哪儿都招人喜欢，「宝财哥」用四十分钟的故事达成了这一成就，又因为《我爱我家》强烈的喜剧特质，加上谢园个性中的欢脱随性，让公众记忆中的他，一直是个热热闹闹的活宝，用陈凯歌的话说，「谢园是一个带给人快乐的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不喜欢的。」
谢园讲段子和模仿别人是一绝。
1978年，他在初试和复试分别模仿了扛大包的劳动人民和领导人讲话，顺利成为153只「沙鸟」中的一只。「沙鸟」的说法是因为当时北京电影学院在沙河朱辛庄校区，几年前上《鲁豫有约》，谢园说，有幸成为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一员，成为那一代人，「这一生不枉此行，不虚此行」。旁边的鲁豫这时候可能觉得可以来点儿情绪、上上价值，但谢园是那种根本刹不住车的采访对象，他紧跟着捎上句俏皮话儿，能参与那样一个时代，是「汽车轧罗锅儿，死了也直（值）了」。
在电影学院，谢园跟何群等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名为「工农兵评论员」的影评小组，当时拍了什么新电影，北影小礼堂是所有导演都要面临的第一关。谢园沉迷学生时代那种无所畏惧的单纯和冒犯，有些老导演带着片子来，老先生们用的都是老方法，经常上句台词没说完，谢园和同学们都跟着猜出了下句台词，然后一点不留情面地起哄，臊得老人们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谢园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老师对他的评价是「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经历了一段小小的迷茫时期，谢园在电影学院宿舍的墙上写了一句话勉励自己，「你不要总是抱怨」，后来被导演系的同学谢小晶看到，谢小晶丢给谢园两个字——「无聊」。这两个字让谢园受用终生，这是他们那代人的底色，颓废失落什么的都是瞎矫情，得行动，得往前冲，得时刻准备着干票大的。
谢园第一个重要角色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这部影片是公认的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当时78级初出茅庐，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和决心。几年前的那次节目，谢园眉飞色舞地告诉鲁豫，这电影拍得特悲壮，那个时候担任摄影师的张艺谋扛着国产摄影机江光，「那镜头齐着地面，摇到太阳」，配合前面的音乐「红日照亮了东方、照亮了东方」，他边说边比划，用尽浑身解数想让旁人跟着重回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谢园还学起后来看到这部电影时的陈凯歌，「我记得凯歌咬着后槽牙说，『行！这一代人就算来了！』」
而《孩子王》中的「老杆」则让他触及了艺术世界至高的单纯。他离世的消息传出后，众多业内好友表达了哀思，人们选取最多的一张照片是《孩子王》中谢园的一张笑脸，枯瘦的一张脸上，突然冒出的一个重新活过来般的笑容。
第四代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郑洞天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撰文，称《孩子王》是「第五代的人的证明」，按照原著作者阿城的说法，他小说中人的经历，「不超过任何中国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过，我也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孩子王》之前，第五代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冷峻，但真正到了在《孩子王》中表达自身的时候，他们反倒平静了。
郑洞天为这份平静感到欣喜，那时他觉得第五代走向了真正的成熟，「他们从红土地走来，然而他们说，这经历只是历史的一次例行安排。有没有他们去，那土地上的生活都只管在着，与其说他们介入了红土地，不如说红土地收养了他们。每一代人被收养的方式不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教会人懂得了思考。这样，经历就成了文化，又一代人把自己放到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当中。」
2005年，恰逢中国电影百年，谢园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被问到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回答是：《孩子王》。在那次采访中，他呈现给大众一个已经遥远和陌生的谢园，他收起平常的搞怪，言谈中甚至透出一股信念和庄严，「我很有幸的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但是我这样一个演员拥有过那样一部纯粹的电影，《孩子王》非常的深情和深邃。它始终没有强调个人，个人消化在大自然中，这个人不断地反躬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一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
《孩子王》中有段看似没有意义的台词，谢园开始教孩子们读，接着大家越来越整齐划一、越来越短促有力地喊，「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
《孩子王》平静地呈现了历史和命运，呈现一代人的失语与无语，呈现他们那代历史之子不能细说、又不能不说的隐秘心事，这些心事既是第五代的，也是千秋万代的，这其中是千百年平静又沉重的循环，它告诉所有人，他们经历的伤痛、荒谬、不可挽回的摧毁和重塑，「只是历史的一次例行安排」。
在电影中，谢园很多次想跟一尊石碾较劲，但石碾太沉，瘦成竹竿的他无论用什么办法，除了木质转轴有气无力地吱呀几声，石碾岿然不动。当老杆最终被驱逐，他玩笑似地踏上石碾，顺从地从它身上滑落，继而向云雾和深山走去，远处山还是山，云还是云。《孩子王》最后定格于一场大火，火光冲天，伴着崩塌和摧毁的声响，谢园的声音重新出现，依然念着那则绝望的咒语，「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这声音似乎在提醒所有人，那场震撼的大火，不过是又一次「历史的例行安排」。
谢园对《孩子王》极为珍视，「这是一部作者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不为了消费者不为了商业。甚至电影的拍摄要求都可以抛弃，我们的表达不需要任何束缚。我们只要无限的忠诚，这是纯粹的内核和依托。」
这样的纯粹注定不能长久，也注定会是终生照亮生命的存在，谢园形容那群人的纯粹，「当年我们的真诚是一扎就疼的……而现在无论我们怎样针灸都无法触到那个穴位了。」
1990年，谢园写了一篇名为《他叫陈凯歌》的文章，文中写到了他们拍摄《孩子王》的趣事，也写了自己对这部电影没能斩获戛纳的遗憾，「本是相当优秀的影片，一时间里却声名狼藉。」
谢园为陈凯歌不平，但也没掩饰各自的失误、狼狈和虚荣，那是大家可以掏心窝子的年代，《孩子王》的挫败对当时的陈凯歌、对剧组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谢园也写到了自己的一次哭泣——
去法国，有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当凯歌在美国听说我没资格去，又身单力薄不可能争得这份权利，立即打电话来：「22个人组成代表团去法国绝不可以没有谢园的名字，他为塑造『孩子王』的形象，三个月没洗澡，春节不过一个人守在景地上，如若他不去我自然也不能去！」
我像是25年没落泪了，这一回却形同妇人，我不是感慨那电话，而是感慨日月已经交换到了今天，居然还能存住如此之稀世的品格……这实质已经引出一个主题，也是我始终认定的：陈凯歌与《孩子王》，特别是他苦苦追求并追求得不彻底的东西，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细数中国电影的命运伏线，《孩子王》在戛纳的遭遇是一个突兀而过早休止的分杈。所有人都曾对《孩子王》寄予厚望，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霸王别姬》之后的成功，是一种市场和艺术规则之内的平衡和圆满，透着对崭新游戏规则的配合与顺从。《孩子王》则是从我们的土地和民族苦难深处，兀自生长出的一根枝桠，电影结尾的那场大火，焚毁了一代人的赤诚和心事，这赤诚和心事既没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到预期的褒奖，也没在他所渴望的本国观众群中得到应有的回声。
对谢园、对陈凯歌，乃至对同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这又是「历史的一次例行安排」，送别八十年代之后，这代人经历了巨大的荣耀和随之而来的跌落，他们披着名与利的纸枷锁，背负着电影带给他们的荣耀和伤痛踉跄前行。
进入九十年代，一代电影人开始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摇摆挣扎，谢园自己也开始转型。八十年代，他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代言，那张脸上有过茫然、震惊、哀痛、得过且过、听天由命与无可奈何。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回到灯红酒绿的都市，在新的时代书写新的故事。这一切最终化为宝财哥那句用陕西方言嘟囔出的经典台词，「额说春花啊，你怎么进城不到半年，学得是又反动又黄色？」引得台下观众笑倒一片。
关于第五代和而后大家经历的世事，谢园一直有清醒的认知，2005年接受《新京报》的那次采访，他回答了关于激情消失的问题，「我觉得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至于不会再开启的原因，谢园视之为一种能量守恒和命中注定，「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的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头一回78班的释放弄大发了，弄伤了。余下的日子就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委曲求全地活下来』，我想这是反语，『一个明智的人选择在他的巅峰时刻遂性而去。』虽然我们的生命在延续，但是我们最灿烂的时刻和意义可能已经失去了，委曲求全活下来的就是炒冷饭而已。」
后来正如谢园所预计的，时代换了新的宾客，一代人的志气和梦想风流云散，他们中有人偶尔在娱乐节目扮作德高望重的吉祥物，有的跟着潮水一同退去，深藏功与名。有的带着旧日的残梦卷土重来，尽力冷眼看待这已经变幻了不知多少轮的人间。也有的像今天的谢园一样，突然告别，来追悼会的机会也不给大家留，列位继续，爷不玩了。
谢园的通透豁达，让他在度过生命的巅峰期之后，依然活得畅快自在。艺术家的活法太苦，这苦让葛优自己去吃算了，他跟梁天早早就意识到，眼前已不是他们的时代，两个贪玩的家伙一个开饭馆儿，一个下围棋，把日子过出了另一番滋味。偶尔一起上节目，回忆回忆从前的日子，两个人互相挤兑各自不靠谱和拍烂片，没有认真的机会，稀里糊涂活着也没什么不好。
谢园非常喜欢《孩子王》中的一段叙述，「学了很多字却不知生活是什么，什么是生活呢？就是活着，活着就得吃，就得喝，所以，这个活字，，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个舌头。」
大概最亲近的朋友才最能明白他的轻快，在葛优后来回复媒体的一则短信中，葛优说起的都是谢园给大伙带来的欢乐，喝酒打麻将，编排的段子回味起来都能让人笑喷。「琢磨事儿的形态也非常人：躺在那儿，看脸是沉睡的，再看脚是叠在一起不停地晃着。」有回打麻将赢了葛优的钱，去买了双鞋叫「葛优鞋」。总之朋友们中间的谢园，一直是欢快的，生动的，什么时候都能让大伙儿感到松快和高兴的。
吃着，喝着，玩儿着到了六十多岁，老天突然开了这么个玩笑。所以回到开头，虽然死亡总归是件悲伤的事，但依照谢园的脾气秉性，大约不愿意任何人为他过多伤心。关于自己最向往的活法，有次节目中谢园罕见地夸起梁天，他说：我特羡慕梁天同志这样的人生，他不是，抱起一个钱罐子， 每天晚上在这儿数，没有，他是有一种，我今天出海了，至于说回得来回不来，他还管他呢！海到无边，天就是岸，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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