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嗒、嗒”，木棍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回荡在医院走廊，有些突兀。我搀着母亲的左臂，母亲右手拄着拐棍，慢步走向楼上化验室。一声，再一声，敲得我心上有些生疼。
　　
　　这木棍材质是我从朋友那里淘到的深山六道木，褪了皮，直溜、光滑、坚硬；选一枝杈处，留段握柄，截断，磨光，正好给走路已然蹒跚的母亲当拐棍。她眉头一皱，不乐意了：“我不需要这玩意儿，拿走，拿走。”我随手撂在了门后墙角，任其搁置数年，积了厚厚的灰尘。
　　
　　这次母亲头晕、腿疼，我将擦拭干净的拐棍遞给她。母亲叹口气，一手扶着门框，一手颤颤巍巍接过，第一次拄着上了去医院的车，边走边念叨：“到底还是拄上了呀！”一向要强的母亲，终因拄上那根拐棍，让她服了老。
　　
　　印象中，母亲手中似乎倒是常握着一根棍。只不过，先前那根棍总是被母亲自如支配，“舞”在手上，支撑起我们全家虽贫穷却未倾倒的烟火日子。
　　
　　早出晚归、进山摘酸枣的习惯，母亲坚持了几十个秋天。一来，可以泡酸枣醋；二来，酸枣核可卖钱贴补家用。山里归来，母亲肩上扛一口袋酸枣，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拄根木棍。这木棍很普通，应是随手从山里砍的或捡的，回来便扔在灶前，，下次又拄回一根。
　　
　　母亲说：“一进山，就弄根棍儿，打掉前面草窠的露水，不然湿了衣服。有时还可以‘打草惊蛇’，惊野鸡，惊野兔啥的。湿酸枣长得牢，可以用棍儿敲掉些酸枣叶，又好摘，又可敲落些‘蜇人’的刺毛虫。重要的是，出山时，天慢慢黑了，或赶上阴雨天，扛着酸枣不好走，这棍儿就顶大用了。”
　　
　　听母亲一说，我打心眼儿里心疼母亲，佩服母亲，感恩母亲。有时，如果酸枣摘得不多，母亲手里、肩上可能会多几根棍。那种细长、顶端带个木钩的，用桶从井里打水时用；那种细长、不带钩的，用作打枣竿、打核桃竿、夹柿子竿；那种粗长、直溜的，用作铁锹把儿、镰刀把儿、锄头把儿；那种细而轻巧的，用来搭菜架，插篱笆，做蒸箅。母亲用这些源自大山的木制工具，经营着家里、地里的活计。
　　
　　近年，回老家多，常拿起那些老木工具，帮年迈的父母做些活。拎起提水木钩，去井边“哗啦啦”打一桶井水；扛起长竿，去打枣、打杏、打核桃、夹柿子；拿起铁锨、锄头、镰刀下地干点什么，用着格外趁手。回来，将它们靠在墙角或挂在墙上，想到那些母亲从山里淘回的、已被磨得溜光水滑、被日子包了浆的木棍，她已再也不能拿在手上，不由黯然心伤。
　　
　　每次干活儿，母亲都会嘱我穿上那双在家时穿过的布鞋。那是十几年前，我陪母亲在灶前闲聊时她起意为我做的。先聊到她打小没念过书，连名字都不会写，我便握着她的手，她握着烧火棍，一笔一画在地上教她写“李向荣”。再聊到我很怀念儿时的千层底，母亲便扔掉烧火棍，随手折了两根柴火棍，量过我脚底板长、宽，花一个月时间，一针一线为我做了那双布鞋。
　　
　　住院观察一周，无大碍，便回了村，但那根六道木拐棍却成了近八十岁老母亲的手中之物，从不离身边。她坐在院里，还不时将拐棍挥在手中，轰轰鸡，扒拉下乱柴草，指点父亲和我做这做那。我让她写自己的名字，她用拐棍在地上划拉半天，憨憨一笑：“忘了！”日后，母亲再自己进山，出村，肯定是不可能了。她只能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拄着我；甚至，干脆拄着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