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岁那年，我们家搬到父亲所在报社的家属院。我家在巷子西侧，东侧的院子空着，长满了草，夏天会开出花朵，有风没风都轻轻摇曳。我经常一个人溜进去，唱歌、跳自己编的舞蹈，像一个原始人，体会那没有章法的快乐。
　　
　　空院子往东是某官员家，官员还算客气，官员夫人却很倨傲。有几次我妈下夜班，推车经过她家门口，车轮碾着破旧不堪的水泥板路，“咣当”声惊动了她。她冲出来大骂，用词十分恶毒，我妈也不是吃素的，也不懂官民差距，两个人大吵一架，就此交恶。
　　
　　再往东就临近巷口了，住着王叔一家。他们家异常安静，只是偶尔会飘出琴声，那是他女儿在练琴。王叔是报社的副刊编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算得上高学历。有几回，我在我爸的办公室写作业，王叔闲闲地踅进来，丢过来一本《诗歌报月刊》或者别的杂志，上面往往会有他的新作，让我心气极高的老爸也为之叹服。
　　
　　王叔的妻子与他的气质相似，她身材高挑，面庞雍容又清秀。我爸经常说她像朝鲜族人，大概指她身上那种没有烟火味道的清爽吧。
　　
　　在当时普遍鸡飞狗跳的生活中，王叔一家活出了某种优裕的规整，这让我本能地对他有一种距离感，远远看见了心里也会犯难，不知道该不该像对别的叔叔伯伯那样打一声招呼。我隐隐感到，他看不上这些俗世规矩，况且许多时候他的眼神都是飘忽的，我就是打招呼，他也会看不见吧。
　　
　　这种状况到我14岁那年被改变。那年我读初二，学习成绩一般，唯有作文写得还行。青年节前，班主任叮嘱我写一首诗在学校的庆祝活动上朗诵，，我花了一节课的时间，写了出来。
　　
　　我在家里朗诵时，我爸听到了，他认为这是一首佳作，但理性告诉他，还是应该听一听业内人士的意见。他拿着那首诗去了王叔家，王叔看了之后，连声说：“不错，不错。”
　　
　　这让我爸更加兴奋，回到家就说：“王秋生向来眼高于顶，能说两个‘不错’，那一定是真不错。”又过了几天，我爸对我说，王叔让他转告我，把那首诗抄给他，可以在副刊上登一下。
　　
　　那是我发表的处女作。我在心里感谢王叔，却还是很畏惧他，要不要打招呼这件事比以前更加困扰我。但无疑，我写作的热情提高了，开始在闲暇时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
　　
　　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30岁的向往。以我如今40岁的年龄，看30岁的姑娘都是少女；但是在我14岁的时候，却觉得30岁的女人已经饱经沧桑，只是那沧桑是美丽的，让我向往。
　　
　　我爸读完后，完全找不到北，只好把文章拿给王叔看。在我爸回来之前，我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我想，他会怎么说呢？矫情？无病呻吟？大人不会懂这种感受，何况我自己也觉得，我有意无意地将某种情绪放大了。
　　
　　我爸很快就回来了，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王叔家。当着我的面，王叔嘲笑了我爸审美落伍，说他看不懂这种文字里的“情怀”，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让我拿回去看看，其中有两本是三毛的，还有一本是都德的《磨坊笔记》。
　　
　　好像有一个新世界就此为我打开一样，我的阅读和写作进入了一种全新的状态，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那些不易说出口的心事、言过其实的情绪，以及突兀得不合乎语法的表达，王叔都能看出好来。有些文章他还会拿去发表在报纸上。
　　
　　此外，王叔还有一种读书人罕见的慷慨，经常把自己买的书借给我看。我最初看到《文化苦旅》便是在他那里。虽然如今的余秋雨毁誉参半，但在当时，在国内的散文家里，的确无出其右者。
　　
　　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愿意把《文化苦旅》推荐给中学生。他的某些姿态的确是有点“装”，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许多情怀是从“装”开始的，装着装着就成真的了。就像当年我们读《红楼梦》，一大半兴趣来自将自己想象成林黛玉，不管怎样，先进去就好，总是要有进得去出得来这样一个过程。
　　
　　有时，王叔也不是很认真地荐书，但只需三言两语他就能让我有所领悟。比如他说杜甫好，我原本是喜欢王维和李白更多一点的，对于杜甫，只知道《石壕吏》这些政治正确的“史诗”，但王叔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随口一念，我便顿感惊心。
　　
　　如今想来，并非是王叔念得有多好，而是相对于课本，我对他的信任度高得太多。那种信任还原了被课本屏蔽掉的杜甫的好。后来我又将杜甫的许多诗句读进心里，直到现在，他都是我最喜爱的诗人。
　　
　　王叔跟我说鲁迅的好时，也会随口念出几個句子。我曾经有口无心地背下来的句子，被他念出了奇妙的质感，我再去看鲁迅的文字，果然如香菱学诗所形容的：“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有一段时间，我读鲁迅读得如醉如痴，如今看鲁迅，不再全盘接受，但我依然爱他金钩铁画般的文字。感谢王叔，让我早早感受到那种美。
　　
　　太和县的作者苗秀侠，就很羡慕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虽然她同样受益不少。
　　
　　我见到苗秀侠是在某天晚上，王叔过来叫我，说：“苗秀侠来了，你来见一见吧。”
　　
　　我知道苗秀侠这个人。她原本是太和县的一个农村姑娘，天生有灵气，一边务农一边写作，被王叔从无数作者中发现且极为欣赏。他才不在乎发稿节奏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有她的文章见报。在当时，地方报纸副刊的影响力惊人，连地委书记都注意到了这个会写的女孩子，还特地坐车去看她，帮她解决了工作。
　　
　　那天晚上出现在我眼前的苗秀侠，相貌与笑容都很朴实，和我见过的其他农村姑娘并无太大差别，只是一谈到阅读和写作，她的眼睛里立即闪现某种光彩。她羡慕我住在王叔家隔壁，说：“如果是我，我不睡觉也要把那些书全看完！王老师在信里提到的很多书，在我们那个小地方都买不到。”
　　
　　“能看书多好啊！”她抬起头，望着天花板说。我能够想象这句话背后的内容：能看书，就能最大限度地打开自己的七情六欲，现实退场，幻象浮现。那时还不流行“穿越”这个词，阅读却能让我们不依靠任何装备，从当下穿越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或许是王叔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他不仅教会我们自在地写，还教会我们把时间放在读什么上。我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又对我说：“不要再读三毛的书了，其实三毛有一点矫情。”他交给我的书，是《异端的权利》和《人类群星闪耀时》。有时，他也会把最新出版的《读书》交给我，说：“里面有一篇文章不错，你可以看看。”
　　
　　他不只是这样待我，那几年，小城里但凡写得好一些的作者，都会被他关注。我常常会听他愉快地说起，谁谁写得不错，虽然俗了一点，但那种俗有俗的好；谁谁读书很多，笔法艰涩，但像书法里的枯笔，也是一种美。他的那种孜孜不倦，超出了一个编辑的本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乐此不疲。其他市县的作者经过小城时，有时会住在他家里。
　　
　　但他对我和苗秀侠又是不同的。苗秀侠后来任性地放弃了工作，嫁到南方。几年后，她携夫君归来，想在小城找一份工作。王叔十分上心，与其他朋友合力，帮苗秀侠在小城落了脚。1999年年底，我感觉很难在合肥生活下去，便给王叔打电话，想回小城到他那里谋生计—他时任某周刊总编，他却很坚决地对我说：“你不要回来，你回来干吗？”
　　
　　在当时，我是有点怨艾的。数年后，才觉出他的用心良苦。我与苗秀侠不同：苗秀侠拖家带口，有一个地方容身是当务之急；我只身一人，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一点呢？我感谢他当时坚定的拒绝。
　　
　　这几年，我跟王叔见面不多，他偶尔会发来邮件，跟我推荐某个作者不错，让我关注一下，有时还会转发一些文章给我。我一向觉得亲朋好友转发的稿件让我很头疼，它们大多写得很可怕，唯有王叔不同，那些作者都不与他沾亲带故，他是真的觉得他们的文章写得好。
　　
　　还有一次，他途经我家，同行者为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姑娘，他说那个小姑娘擅长写剧本，他带他们去找他的一个同学，看看能否有更多的机会。我心中失笑，在那个女孩身上，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有一次参加省作协的会议，来自吾乡的几位作家，很多都曾得王叔指教。在我们那座小小的城里，他算得上一位燃灯者。我不知道，是什么让看上去淡漠的他，有这样一份热情。在这样的时代，他的热情甚至有一种古意。
　　
　　我庆幸我在那条巷子里遇见了王叔。在人的一生中，有许多次遇见，遇到友谊，遇到爱，遇到懂得，遇到崇拜……遇到一个领路人尤其重要。
　　
　　在如吸墨纸一般，随便吸收个什么就能晕染得一塌糊涂的年纪，遇到一个有水准、可信任而且还助人为乐的人是多么难得！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看过的云、起伏过的心思，都有可能成为你的某个起点，你一下子就站到那里，然后走下去。
　　
　　而王叔最让我敬重的地方是，他总希望有一些人，能走得比他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