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通常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了天对人类和众生的惩罚。其防控措施由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演变到对公共卫生防治的重视。
　　
　　史料记载，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另载，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诸多典籍表明，防控疫情的最好办法，就是隔离。对染疫者的隔离控制观察，从秦代就已开始，以后历代都有所改进和发展。
　　
　　《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而西晋（约公元3世纪）以前的宫廷里已明文规定：如果朝廷官员家中有三人同样染上疫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官员无病，但一百日不准入官。可是，这种隔离方法推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却被当时有人讥讽为“不仁”，不响应，致使疫情不断蔓延。但绝大多数采取隔离的人，却安然无恙了。到了隋代（公元5～6世纪）已设置了“疠人坊”。在这个基础上，以后历代对传染病隔离制度不断做了修正补充。如清朝曾设“查痘章京”一官职，他的职责是到各地去检查有无天花病人，一经发现，即强行将病人迁往很远的地方居住。以后又制定了海港检疫制度。渐渐地，传染病的隔离场所越来越完备。
　　
　　当然，聪明的古人，在隔离的过程中，并非消极对抗疫情，而是采取熏蒸办法。
　　
　　由于古代人没有口罩，就靠熏蒸和香囊保护自己的眼耳鼻口及皮肤，以免受到疫菌感染。其方法很简单，宅在家里，采取中药熏蒸，人人佩戴中药香囊，以传统防疫的古方和茶饮，达到解热消毒的效果。
　　
　　苏轼曾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是：“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古往今来，疫情的传播和蔓延，与大量的人口流动有关。《宋史·五行志》记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正是人口的大量流动，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对此，古人提倡，顺应节气。先秦典籍《礼记·月令》讲：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因而，先民们非常重视顺应节气，一旦违背自然的法则，就会遭报应。
　　
　　智慧的祖先，针对频发的疫情，彻底摆脱了封建意识，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有关，从而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件，并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举被视为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上升为朝廷大计。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施措，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
　　
　　从古人的防疫举措中，更能汲取智慧：那就是要顺应天道，如果不珍惜宇宙生灵，祸害就会悄然降临。特别是，当祖先极力倡导的“道法自然”扛不住人类的贪婪和口腹之欲，忘记自然法则时，那个承载恶魔的“潘多拉盒子”就会自动打开，恶魔会跳出来，疯狂追杀众生……
　　
　　但是，汲取智慧的人们，会引以为戒，痛定思痛，逃离疫病和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