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爷爷就已经行动困难了，别说种菜，就是做饭都做不了啦。但我爷爷吃饭跟我们有所不同，他一天三顿都要吃热的，连酒都是温过了才喝。我奶奶跟着生产队劳动，别人都是把中午的饭包到干活的地方吃，这样中午可以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我奶奶为了照顾我爷爷，她不包饭，不管干活的地方离家有多远，每天中午她都要跑回来给我爷爷做饭，看着我爷爷吃好了，她捡拾好了，才回去继续跟大家一起干活。即便是跟男人们一起拖木头这么重的活，她也会跑回来为我爷爷做午餐。我爷爷如果去谁家吃饭，她会叫我爸、我叔，或是我姑姑他们把我爷爷送到那家，估计快吃好，又叫他们去把我爷爷接回来。我奶奶去别人家吃饭，估计她快吃好，我爷爷也会让我姑姑她们去接我奶奶。别人来我家吃饭，吃好后我家的人也必须把人家送到家才回来（这活到我大伯、我爸、我叔他们都参加了工作，我姑姑她们也相继出嫁了，就成了我们几兄弟的必修课了）。

我家在村里，从来就算不上富裕，但只要有人来我家吃饭，我家随时都有摆得上桌面的菜。干肉，干鱼，干鸡，干鸭，随时从炕上拿下来就炒。钱也是这样，只要是急用，找我奶奶，几十块钱随时可以拿得出（那时的几十块相当于现在的几千块）。我奶奶常说，任何东西，有的时候都要想到没有的时候，不能一次吃完用完，得留着点，防着没有的时候。

从小我奶奶就要求我们：出门时，不管去哪里，必须告诉家人，得到家人同意才能出去。回来，也必须让家人知道。进家门时，如果家里有客人，不管认识不认识，必须向客人打招呼后才能去做别的事。去到别人家，也要按辈分称呼别人，说明自己的来意，不能像做贼似的来无影去无踪。所以，在我们村，如果谁家的孩子礼貌上做得不好，他（她）的父母就会对他们说："看看老海（我大伯的小名）老木（我爸的小名）他们家的那些小孩是怎么做的，跟人家学着点！"

1983年，我爷爷过世后，我奶奶去了湖北，跟我叔一家住在武汉。七十多岁高龄的她，因为闲不住，竟利用电视的字幕开始学习认字，并拿我堂弟（我叔的儿子）的课本做识字本，有不认识的字就问我堂弟。四年，从一个全文盲变成了能读书看报的"文化人".不知道底细的，看她戴个老花镜坐在桌边看报，还以为她是个退休的老知识分子呢。

由于不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1988年，我奶奶回到了宰大溪，跟我家住在一起。当时我爸在湖南工作，我弟跟着我爸在湖南读书，我在部队当兵，家里其实就我妈和我奶奶两人。我奶奶见村里的年轻媳妇和姑娘们都在织毛衣，快八十的她也迷上了织毛衣。叫我妈给她买来毛线，她自己用南竹削成扦子，整天跟那些年轻媳妇和姑娘们在一起学织毛线。开始织袜子，然后织手套，后来织毛裤、毛衣。1993年，她用她那已经弯成弓型的背，背着我刚出生几个月的大女儿多吉，一边晃动着腰身，摇着背上的多吉，一边手上还在织着毛线裤。她说要给我和我爸各织一条毛线裤。我的她已织好，正在织的是我爸的。

1993年的冬季，我奶奶毫无征兆的走了。我奶奶八十三年的历程，是勇敢奋斗的历程，是充满爱的历程，是完全奉献的历程。在吃完送她上山的酒席后，我家一下子少了两百多个碗（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去世了，在她安葬的酒席上，要从她家拿个碗，装点饭菜带回家给家人吃，希望家人也做一个跟她一样的人）。在帮忙的人清点完碗的数量，告诉我妈后，我妈显得很高兴，也很自豪。

由于那时没有高铁，从湖南的长沙到我们家，需要三天的车程。等我爸和我叔到家时，我们已经送我奶奶上山回来了。当我把我奶奶给我爸织的毛裤交到我爸的手里时，本已哭得声嘶力竭的我爸，再次哭得差点虚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