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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叫宰大溪，位于锦屏县茅坪镇东面，距镇政府驻地茅坪3公里。清代至民国时期，与阳溪同属天柱县，1959年随天柱县并入锦屏，1961年天柱县析出时，宰大溪和阳溪就近归属了锦屏县。我们村地处锦屏、天柱两县交界地带，东接天柱县坌处镇地冲村，南与锦屏县三江镇令冲村相邻，西和北与茅坪下寨村交界，与茅坪上、下寨和镇政府隔清水江相望。全村120户，526人，苗、侗杂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村中统一使用的是苗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均被汉化，现全村使用汉语。有龙、周、蒋、杨、潘、王6姓，龙姓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由于我家这个分支在家族中人丁发得很快，在我们村里，我家的人辈分最小，从村里出来一个小孩，我爷爷都有可能要叫他爷爷或叔叔。别人叫我家的人，年龄比我家的人大的，直呼我家人的名字，，年龄比我家人小的就在前面加一个"哥或姐"字。唯独村里人对我奶奶的称呼不同，大家都叫她"奶光".这里的"光"不读一声，要读四声，苗语是：说话圆泛有理，办事老道公平的意思。"奶"字就不用说了，长辈叫晚辈加这个字，那肯定对她是很尊敬的了。

村里人这样尊敬我奶奶，是因为我奶奶是一个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

辛亥革命的头一年，1910年，我的奶奶潘三妹降生在天柱县坌处镇雅地村的一户农家里。

雅地村位于天柱县坌处镇东南部，距坌处集镇6公里，东抵中寨，南抵平茫，西抵地冲，北抵长滩，是一个两百多户的苗族村庄。当时匪患猖獗，加之败兵流窜，地方治安很不好。为保一方平安，雅地村民农闲时都会在武师的指导下练武强身，提高自己的技击水平。不但雅地的男人个个尚武，就连雅地的女人，没事时也会跟着练上几套拳。

我的奶奶潘三妹出生在这样一个尚武的村寨里，加上她的父母身材高大，父亲既好练武，又传承了家族的医道，所以她和她的弟弟潘祠隆也继承了她父亲的这些基因。潘祠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十六、七岁就被选去给地主潘祠扬家看家护院，没两年就当上了家丁们的头，骑大马，挎双枪，那真是威风八面。我奶奶也长得高大，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事时也在一旁跟着练武的人瞎比划，遇到有人叫他父亲看病她就跟着去，十几年的耳濡目染，竟让这个一字不识的村姑学到了不少治病救人的知识。二十岁那年，我奶奶嫁到了我家。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风俗跟现在不同，并不是出了嫁就马上住到男方家，而是要经过好几年的"转脚"、"回门",（也就是出嫁后女方仍住在娘家，隔几个月或半年，男方安排自己的姐或妹去把女方接来，住上一两天又把女方送回娘家去，然后再隔几个月，又安排人去把女方接来住一两天，再送回娘家去。如此往复，有的"转脚"、"回门"一两年，有的会长达数年。）直到女方怀孕，才真正住到男方家里来。

1934年我奶奶生下了我大伯后，我爷爷他们三兄弟就在我曾祖父的主持下分了家。我爷爷三兄弟各分得两片杉山一间木房。因为我家是佃农，种的田地都是租地主的，所以没有田地可分。分家后我爷爷奶奶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带着我的大伯，租种了几亩稻田，小日子过得风风火火，有滋有味。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抗战兵员不足，在南方几个省开始抓起了壮丁。

国民政府规定，全国青壮年"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也就是说，一家有三个男丁，必须有一个去当兵，如果一家有五个男丁，就必须有两个去当兵。但当时的役政舞弊弄权，十分腐败，贪污成风。应征的富农、地主、资本家们利用其财、势，买通办理兵役事务者后不去应征，不该应征的广大劳苦人民却被强征入伍。

被强征入伍的劳苦人民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力，撇开过去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不说，一旦他们被抓丁当了兵，家里犁田耙地、扛木打柴的苦活重活就没人干了，一家老小就只能等着挨饿受冻了。而且那时战争不断，去了就很难有命再回来，所以他们从心里是不愿当兵的。更有甚者，在新兵到部队的途中，为防他们逃跑，兵役事务者们不给他们吃饱，也不给他们穿暖，还经常遭受他们的殴打。有些兵役事务者为了走私，沿途让新兵为他们挑、扛货物，新兵们只能忍着饥寒伤痛负重行军。所以，途中累死饿死是常有之事，因而造成大批新兵逃亡。而前线又催着要兵，于是国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就成了拉兵、抓丁的强征机构。

他们带着团丁（地方武装），在甲长、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组长）的指引下到处抓人。穷得叮当响的，因为榨不出油水，抓来后直接就送去当了兵，从此归期无限，死活认命。稍有家底的（当时的农民是相当的节俭的，省吃俭用，稍有盈余，就会买山买地，视山地如生命，甚至把山和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抓回来先关押在乡公所（民国时期的最低层政府，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里，等着他的家人卖山卖地，拿钱来把人赎回去。有些地主或甲长、保长看中了穷人的山或地，因为出价低，穷人不愿卖，就与兵役机关串通好，把穷人的男丁抓走，逼着他家贱卖山地赎人，使一个原本勉强能够维持生计的家庭，一下变成了赤贫。

我爷爷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小，大爷爷年龄大了，免除了兵役，所以我爷爷和二爷爷就成了他们的抓丁对象，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安宁的生活。

为了躲避抓壮丁，我爷爷基本不敢回家，就是在田里犁田、插秧，也是由我奶奶守在路口给他放哨，稍有风吹草动，奶奶就会通知爷爷跑。晚上也不敢睡在家里，因为抓丁的会在半夜人们睡熟的时候来，把人从床上直接抓了去当兵。所以吃过晚饭，我爷爷就会上山，或是露宿于荒坡、河沟、稻田之中，或是藏匿于炭窑（烧制木炭的地窑）、薯窖（储藏红薯的地窖）之内，或是干脆爬上大树，坐在树杈上用布带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睡觉过夜。

一次我爷爷在犁田，我奶奶回家去做午饭，也就离开了一个小时左右，等我奶奶背着我大伯送饭来给我爷爷时，见犁和牛都在田里，人却不见了，田埂上有明显的打斗痕迹。我奶奶意识到我爷爷被抓了，马上背着我大伯跑了十多里山路，到雅地村叫她弟弟潘祠隆，骑马带着家丁抄近路把我爷爷抢了回来。

一次是冬天，天实在是太冷，我奶奶可怜我爷爷，叫他今晚就在家里睡一晚，不要出去躲了，说这么冷的天可能不会有人来抓了吧，于是我爷爷就在家里睡了。睡到半夜，因为我爷爷长时间没睡好，睡得很沉，没有听到异响。但我奶奶听到了，她感觉好像有好些人把我家围住了。她马上穿衣起床，出门查看。刚出大门，就见六、七个团丁已经上到楼上了，正要进屋抓人，恰好被我奶奶堵在了大门口。我奶奶一边大叫："老海他家（老海是我大伯的小名，"家"在我们这里既指家庭，也是爸爸的意思）快跑，抓壮丁的来了！"一边挡在门口，不让团丁们进去。团丁听我奶奶叫喊，急了，就动手想把我奶奶拉开，可他哪拉得动，我奶奶一米七几的身板像根木桩戳在门口，纹丝不动，而且还一个劲的叫我爷爷快跑。后面的团丁见拉不动，调转枪头就想用枪托砸我奶奶。我奶奶伸手抓住枪托，开始跟团丁们打了起来，六、七个团丁被我奶奶打得节节败退，退到了楼梯上。这时楼下有团丁在喊："跑了，跑了，跳窗跑了。"此时，楼下乱着一团，有喊追的，有说追不上的。楼梯上的六、七个团丁听说跑了，也就转身下了楼。

第二天，我奶奶打团丁的事经周保长的口传遍了全村，大家都赞叹说："一个女人打六、七个男人，啧啧，这个女人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