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彼此契合的论断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二者诸多融通契合之处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通和契合的，所以二者相结合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实践层面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了许多苦苦寻找救国救民、振兴中华道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饱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长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根底，这恰是他们能够学习、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这样的基础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了润物无声、用而不知的重要作用。当这些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根底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也便正式开始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创新理论成果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程和成就，有力地实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也能够实现结合。

　　宏观道理如此，微观实例更能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按照党的百年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侧重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分别举些例子。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对《汉书》中评价汉代河间献王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进行转化和改造，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把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同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特别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福祸相依、否极泰来等观点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里程碑作品《实践论》《矛盾论》；对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个人修养要求，创造性地把“修养”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定概念运用到党性教育和党的思想建设领域，提出了“党性修养”的概念并以之来表达党性锻炼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形成了关于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学说。

　　又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关系和民主政治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吸收和改造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下公义、兼容并蓄、集众思广忠益等思想主张，摒弃多党制等旧式的政党制度学说，形成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思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主张，与历史上形成的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合一体的格局以及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相结合，明确作出“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的重大判断，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和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外交理念相结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再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以“小康”这一富有中华传统文化意蕴的概念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基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把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德法共治、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理念有扬弃地融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政策和制度设计中，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与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开启新征程对发展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重民、贵民、恤民、爱民、安民、富民、乐民等民本思想主张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结合，提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政治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和治国理政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现实需要，合理地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守正出奇，通权达变”的治国和处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相结合，提出了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心学”中修心养性、正心明道、知行相资、躬行实践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对共产党员的根本要求相结合，提出修好党性修养这一共产党人的“心学”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顺天时，量地利”等环境保护的传统思想理念相结合，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张；基于科学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等中华传统外交理念中的有益成分相结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些具体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断赋予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源泉，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散发着其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光耀时代的理论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