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某一天，女王遛狗，在王宫厨房门外的垃圾桶旁，碰到了一个流动图书馆，狗冲着图书车狂吠，女王感觉很没面子，就向司机道歉。司机哈钦斯和唯一的借阅者、厨房的小工诺曼，都在低头看书，没注意到女王。女王不得不登上运书车，再次道歉，故事便开始了：作为女王，总要很亲民地表示自己很爱看书，就借一本吧。

在飞机上阅读

女王爱上读书，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以前，女王到各地巡游，接见各类人，事先排练的对话，往往以“你住在哪儿？你那里堵车吗”来开头，这样的问题很好回答，接见可以很顺利地结束。但是，现在，侍从发现女王问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最近读了什么书？”子民们满面通红，只能回答：“没读过……《圣经》算吗？”于是，女王便开始讲述自己正在读的书，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朝见者。当然，大多数时候被送出去的书都马上被放到网上卖掉了。对普通市民来说，被女王发现自己不读书也许并不算什么，当这个问题被抛向首相时，其引起的尴尬可想而知。首相每次来见女王，都会得到一本书，下次见面，还要被问：“上周送给你的书读了没？”这种问话就像老师盘问学生，让首相异常愤怒。在会见法国总统时，女王得到机会，突然发问：“我想和你讨论一下让·热内这位作家。”法国总统只有很气恼地寻找自己的文化部长。

1959年出访芝加哥

女王读书给众人带来的麻烦并不止于此。作为王室体系的象征，女王的穿着打扮一直是最重要的问题，专门有一个团队伺候，但是自从爱上读书后，女王甚至容许自己一套衣服穿上两三天，耳环甚至可以戴上一周不换。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掉链子了，感到不适应的是齿轮和螺丝钉们，下人们纷纷议论，女王这是不是老年痴呆的症状啊。侍女推车过来送茶点，正在读书的女王大喊一声“快点！”侍女吓得赶紧跑了，女王追上去道歉，“不是针对你啊，是书……”侍女震惊的是，女王竟然顾及自己的感受，真是太不正常了。女王生活的环境，其实处处都是在表演，大家习以为常，以为这才是真实的，而一旦女王以一个“人”的口吻发言，周围的人反而认为太不正常了。

女王成为书痴，出门参加各种活动都要带着一本书，得空便读一点。参加完一个活动，女王回到马车上，发现自己藏的书不见了。追查下来，才知道是被特工搜走了。特工认为，这本书可能是一个爆炸装置，要带回去检查。女王自语：“这倒对了。那就是个装置。书就是点燃你想象力的装置。”对侍从和特工来说，这话有点过于深刻了，但是读书确实把女王的内心点燃了，照亮了。一旦开始，就很难熄灭。

女王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出席一场专门为她举行的逍遥音乐会，过去她从来不觉得音乐是种慰藉，反而更像是种责任。但是这个晚上，那个男孩吹单簧管的时候，女王听出了一种声音，那是莫扎特的声音。虽然莫扎特已经去世两百年了，但音乐厅中的每个人还是能分辨得出这是他的声音。男孩演奏完毕，女王和观众一起鼓掌，她将身子转向公爵，似乎要与他分享自己的喜悦，其实她想说的是，虽然她年事已高，声望出众，但却没人熟悉他的声音。在返回王宫的车上，女王忽然说了一句：“我没有声音。”公爵回答：“天气太热了，你嗓子不好，对吧？”晚上读书，女王再次感知到了作者的声音，在黑暗中，女王合上书，再次大声说：“我没有声音。”

女王觉醒了。《非普通读者》借女王的口讲出了很多关于书的精彩言语，评论者因此夸这本书有趣，但对我来说，女王的觉醒才是最震撼的。“I have no voice”，对女王来说，这句话就如同鲁迅笔下狂人的那声“……吃人！”一样，是要“成为一个人”的呼声，是对真理的呼唤。女王的一生，经历过很多事，现在又读了很多书，她终于要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了，对王室来说，这不亚于一场革命。书的最后，女王把自己一生经历过的所有资政和现政府要员召集起来，宣布自己要写书了，她要写的书，应该是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为模板，把个人经历和对时代的思考融为一体。但是，女王写书的举动却遭到了首相的强烈反对，首相说，当年温莎公爵是写了书，不过他可是放弃王位后才写的呢。于是，女王说出了全书最后的一句话：“噢，我还没说吗？你们觉得我为什么把你们都请来呢？”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故事戛然而止。逻辑的推论是，80岁的女王为了写作宣布退位——现实中这当然没有发生。尽管《非普通读者》的英文初版，封面上印着女王的头像，而书内也有女王的漫画形象，但很遗憾，这本书只不过是一本小说。现实中的英国女王，对读书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全书的最后一句之后开始思考：这种觉醒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这里使用“我们”一词，显示出某种习惯的流毒。对女王来说，这种觉醒恰恰是从“我们”中脱离出来，成为自己。女王的“我们”，是整个王室生活的体系，也是过往的女王、国王们所施加给她的传统。在整个体系的规训之下，她变成了一个符号。最终，她靠对符号系统的反思（阅读）来获得挣脱的力量。对普通人来说，女王的地位崇高，但其桎梏也是独享的，谁能像她那样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呢？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却经常有巨大的力量，试图把一个个具体的人，改造成“我们”。1918年，十月革命刚过去不久，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第32页）把单数的人，变成复述的“我们”，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碾碎“私人生活的甲壳”。但是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种改造并不容易。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录这种改造的感受：“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以说是一种‘我们感’”。但是，这种“我们感”却并不牢固，因为她很快发现，自己学习对象，那些当地的贫下中农们，为何老来偷干校的菜呢？

对“我们感”的培养，最有效的还是从娃娃抓起。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中心。”理论家们同意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之爱”。1919年苏联出版的《共产主义ABC》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的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第21页）。父母不使用“我的”，而是将注意力投向社区的所有孩子，而这也方便学校教育更好地使用“我们的”，来培养孩子的集体感。对这样的教育我们并不陌生。在我们所受的小学教育中，类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这样的句子，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最后你和我，都接受了“同样的道理”，“我们感”在不知不觉中强化。

2011年在伦敦会见奥巴马

就此，如果重读鲁迅《狂人日记》，感受或许会不同，小说的结尾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许还有？救救孩子……”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某种启蒙主义的希望，但这里也隐藏着巨大的诱惑和陷阱：救救孩子，如何救？如果是有权力出面，并且愿望过于强烈，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救”往往会打造出他们自认为理想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往往都有太强的“我们感”。也许，最有希望的，并不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而是已经觉醒的“狂人”：读过书，而又从书中解脱，并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鲁迅本人对“狂人”却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在小说前面加了一段按语，交代“狂人”其实是患了被迫害妄想症，并已痊愈云云。对一篇小说来看，实在有画蛇添足的嫌疑。

相比之下，《非普通读者》作者的聪明之处，在于只写到女王觉醒为止，至于她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会遇到怎样的困境，则丝毫没有涉及。这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在你写文章时，试着对里面的每一个“我们”都进行一番筛选，或者把“我们”改成“我”，你将会发现，对很多句子你都会变得犹豫不决，甚至不得不删除，因为把“我们”改成“我”，不仅是孤独的，也会是危险的：你要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