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最精致的生活，一定是素与简(4)
林语堂于1895年出生在中国，在家里八个孩子里排行老五。
他的父亲小时候没有受过教育，不过在青年时期自学了读写，并最终在家乡福建省龙溪县建了座小教堂，并担任牧师。
很小的时候，林语堂就跳上父亲的讲道坛在集会上演讲。从那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对语言的热爱。
林语堂在中国的一所西式大学里学习神学，不过很快他就因为无法接触伟大的中国本土文化而感到困扰。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道教和佛教。
林语堂上大学时，他挚爱的一个姐妹由于父亲反对没能上大学，只能结婚，并在怀胎八个月时死于瘟疫。从那时起，林语堂积极主张为女性争取高等教育机会，同时决定穷其一生争取社会公平。
1919年，林语堂来到了哈佛大学学习，不过很快就因无法负担学费而退学。
他来到欧洲，先在法国打工，后来在德国继续接受教育并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用德语写就了关于中国语言学的学术论文。
他于1923年回到中国任教，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限制暂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上海继续教书，并开始频繁地为他创办的杂志写稿，开辟了多个批评国民政府的专栏。
1933年，正是在上海，他遇到了专栏的忠实读者珀尔·巴克。
1935年，在他的第一本书《吾国与吾民》获得成功后（《纽约时报》后来评价这本书“如同在西方世界投下了炸弹”），林语堂迁往纽约，并在那里写就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生活的艺术》和1943年出版的《啼笑皆非》，这本书对美国在国内外推行的种族政策进行了抨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语堂回到中国进行报道，这次他称赞了国民政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醉心于研究中文打字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中文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汉字。
林语堂将他全部出书所得都投入其中，但是无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他没能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可以为市场接受的模型。尽管如此，他创造的概念和技术后来还是被应用于密码破译和转录机。
对中文打字机的大量投入致使林语堂和夫人在战后破产，此时他们与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在纽约。
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他赴巴黎出任美术与文学主任，一家人的经济困境才得以缓解。尽管他憎恶早起上班，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林语堂晚年经济条件转好，他再次专心于写作和学术研究。
他督办了第一部现代中英词典的编写，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他还一度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
20世纪50年代，林语堂重返纽约并重新信奉基督教。在1966年来到台北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居住。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辞世，享年八十岁。
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就已经感觉到了放慢脚步的迫切性，那么如果他活在现今，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不管是在《生活的艺术》的创作地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
不过，林语堂早已指出，闲适生活一直都很难。我的这种表现不足为奇，不能仅归因于电子设备。即便把苹果手机放进口袋，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喧嚣忙乱的生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
当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后，我突然意识到它倡导的并不是行为层面的改变，比如看手机，而是关于如何看待周遭事物的根本改变。
就拿林语堂对安卧眠床的喜爱来说，躺在床上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放慢生活脚步的方式。你可以沉思、倾听，甚至阅读。
因此我经常躺在床上读《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非常适合用零散时间来阅读。
每隔几页就有一些句子跳出来，我得思考消化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比如这句“我认为对于感官和情绪的教育要远比对想法的教育重要得多”。
随着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我愈加意识到它并非讲述闲适哲学，而是如书名所示，它诠释了生活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