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对我而言堪称是一件极具童年阴影的事情。

离家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每年春节都会跟着爸爸回老家，也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山城重庆，那个时候公路的状况差得不得了，我经常因为晕车吐空了五脏六腑，不过从四川去总是要坐一小段船的，这能让我好受不少。

我记得会在船上过上一夜，长江的上空斗转星移，黑漆漆的水面映出一点微弱的星光，定睛一看其实是江上的浮标。我站在甲板上扶着栏杆，瞪大眼珠子仔细搜罗岸边是否有鲛人，立着耳朵捕捉那些传说中凄美动人却能迷惑水手的歌声，如果船长听见了搞不好就要不受控制地驶向岸边的礁石，然后整船人被撞个粉碎，我的水性还极差，想都不用想死定了，我常被自己这些莫名的想法吓得跳脚，然后忧心忡忡地踱回船舱，失神地听着轮船引擎呼噜噜，难以入眠。

后来我到了千里之外的地方念书工作，春节假期有限，不再回爸爸长大的地方，就蜷在自己成长的四川小城——攀枝花，一个冬季日均温能飚到 20 度以上的地方，避寒几日。当整个四川盆地都在哆嗦着挺过寒冬，这个小地方的街边还能看到穿着凉拖的老农大口啃着西瓜，你就能意会到这座城市除了行政区划，其余大部分东西并不和四川一脉相承。

打开这座城市的入口是需要一定的诚意的，因为它从地形上来看就不算友好，裂谷中段，山脉环绕，大概可以被称之为“独立王国”这么个意思吧。城里的人惬意，回家的人就有得苦吃。之前在北京念书的四年，我尝试过无数种排列组合的回家方式。最经济实惠又考验耐心的就是坐 40 来个小时直达绿皮火车，和一个隔间的小伙伴把硬盘里的电影都看完，聊完小半辈子的人生，然后面面相觑，等过下一个山洞，手机能亮起信号。

今年我回家的始发地变了地方——上海，回家这件事，依然是路迢迢山遥遥，还没出门锐气就被磨掉了大半。唯几趟可以中转武汉直接到家的航班卖了个精光，要想尽可能缩短我的路上时间，只有飞到昆明再自行转车，即使是这样，我扒拉着手指头算了算，等我摊死在家里的床上，也是将近 20 小时之后的事情了。

而为了能完美衔接行程，我迫不得已选择了一趟飞昆明还要中转遵义的航班，一日飞跃云贵川啊，希望飞机不延误，车不掉链子，天不下雨，遇不上土匪。我像是个即将上阵杀敌的将军，仔细复盘着军队突围城池可能遇到的围追堵截，每杀过一个隘口就松一口气。

飞行和中转等待时长加起来有 5 个小时，一大半时间我都在疯狂补觉，睡得脑袋都掉到了过道上，不过恼人的是空乘老走过来推醒我，倒也不是提醒我要注意睡姿，“小姐您坐在紧急出口处，请注意千万不要随意拉动机舱门。”我睡眼惺忪地瞄了一眼她脸上没抹匀的粉底，机械地点点头，广播又把这些话大嚷了一遍，最后还补上一句，“造成严重后果要被追求刑事责任”，我旁边仰着头的大爷像是嗅到什么危机，倏地坐直，一脸紧张地盯着机窗。

到了航程后段，我被胃里一阵澎湃的恶心感惊醒，整个飞机像过山车一样翻起来，背后有几个上了年纪的阿姨在惊呼，我心里嘟囔着是遇到了个什么实习期飞机师，这时广播声断断续续传来，“各位旅客请注意，我们正遇到——不稳定的气流，飞——机有些颠簸，请您——回到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还好在我吐出来之前，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了长水机场。

下了飞机，昆明空气里的暖流袭击了裹着羽绒服的我，透过航站楼的玻璃窗，我看见自己的发际线亮亮的，被汗浸湿在太阳下反着光。拎上行李坐上大巴，飞快地开往火车站，下车的时候，车站熟悉的乱哄哄的氛围扑面而来，路边的小贩凑上来要向我兜售烤土豆和烤饵块，还有背着一人等高大布包的彝族人，争分夺秒地要抢着进站。没时间吃一口小锅米线了，我抱着一小盒老坛酸菜牛肉面赶紧进站，而我的箱子像是反抗长途颠簸似的，不合时宜地自戕了一个滑轮，我只好拖着残缺的它狼狈地在人群里穿梭，上了车，我浑身散架摊在铺位上，满脸是土。又一个 5 小时，啊回家过年，已经快蜕变为我的成年阴影了，我的内心叫嚣。

到站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车子顺着金沙江一路往家开，江面上波光粼粼闪着岸边霓虹灯的倒影，路边的凤凰树在温热的风里摇摆猎猎作响，小城特有的花香味钻进车里来，有点镇静剂的药效，效果奇好，就好像我这一天的行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