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很小的时候，确切地说，才一岁大被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就在挤春运了。

和现在的春运不同，我的方向是反的。

妈妈紧紧搂着我，护住我的脑袋，爸爸提着被咸肉咸鸡和胡玉美蚕豆酱塞满的行李，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他在找3号码头，只有3号码头的船开往上海。上海是爸爸出生的城市，是他的家。

候船室的空气因挤满了人而污浊不堪，水面上的钢桥也早已站得水泄不通，人们昂扬着头，等待“呜呀”一声鸣，闸门拉开，冲上这艘开往十六铺的江轮。

他们大多是上海人，因为支内、知青插队、或做生意等原因来到安徽南部的小城镇，一年到头，只等着过年回城和家人团聚。

小城叫安庆，但我们并不生活在这里。十岁以前，我和爸妈生活在一个叫“胜利”的乡村小镇，从那里去安庆，要先往北坐一个小时的车，经过与安庆隔了一条长江的大渡口镇。外婆一家就住在那里。

因为小镇不知名，遇到别人问起，我总说自己是长江边上长大的，如果一定要问一个地名，我会先提起安庆，那里曾经是三国时期兵家必争之地，人们便能知晓大致方位了。

等我十几岁的时候，到上海念书了。有那么几年，我是从上海的十六铺登船回安庆，再渡过长江，到大渡口镇的外婆家过年。

那时的我足够大了，已经慢慢能领略长江上航行的奇妙之处。长江的水像泡了一天的茶，淡淡的黄，你不能用清澈来形容它，但说它浑浊，也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有这样的特质，使得乘客们不假思索地将喝剩下的茶水、呼之欲出的浓痰悠扬地甩出，一个优美的弧度，再迅速落下，瞬间和江水混为一体，你不会感觉羞愧，因为从颜色上丝毫看不出污染了水质。年纪小一点的乘客更是洒脱，在舱室外窄窄的甲板上蹲下，一股骚味传出，看不清颜色的液体在绿色的甲板上歪歪扭扭地流淌，直至汇入外延的阴沟，落入滚滚长江。

我不爱待在船舱里，那里的男男女女喜欢把脑袋凑在一块儿打扑克牌，而我不会打牌。他们还边打牌边嗑瓜子，吐得满地瓜子壳，像是踩在干枯的悬铃木叶子上，咔嚓咔嚓，清脆作响。百无聊赖的我穿梭于船舱的每一层，偷窥二等舱到底有多豪华，发现除了一个舱里只有两张床铺以外，也就多了一些热水瓶之类的用具；下行到最底层的五等舱，发现除了三层铺，还有很多人直接将被子铺在地上席地而睡；而船体中央的走廊上，更是铺满了红红花花的被子，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踩到或踢到他们。这些人大多没有买到票，就好像火车上的站票或高铁上的“无座”一样。

只是，江轮上的“无座”，持续的时间要久一些，从十六铺上船，要在船上待上两天两夜的时间，才到达安庆。

后来，坐船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了长途客运巴士。当时还不是在沪太路上车，而是老北站。汽车比轮船要快得多，晚上10点上车，第二天早上6点就能到大渡口镇，还不用再从安庆特地搭轮渡了。

我坐过几次长途汽车。虽然坐的是夜车，但每一次我都无法入眠。那时的公路上有很长一段路程没有灯，只有连夜赶路的巴士闪着黄色尾灯，路的两边是暗得发黑的树，飞快地一排排倒向车后，我总担心万一司机打个盹，就撞了树。

有一次是车上太挤，挤得我睡不着。有多挤呢？左右两排座椅上一边坐三人，中间的过道全部坐满了人，人们或是将包袱垫在屁股下面，或是自带了矮凳，又或者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而行李更是从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一直塞到了车顶上。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不凑巧，那天半夜恰恰遇到了交通警查超载。警察上车之前，人们逃窜下车躲进树林里，我因为身形瘦小，便机警地缩在地上，扮成一只灰扑扑的包裹，让一位我早已记不清样子的阿姨坐在我的背上。像这样蒙混突击检查的超载行为，警察应该早已习以为常了吧。

还有一次睡不着，纯粹是因为冷。当时的车里没有空调，即便所有车窗都是紧闭着的，到了后半夜，任你身上一层一层套上多少件衣服，那股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寒气都会转着圈儿地钻进你的脖颈、后背，并一路延伸到最远的脚趾尖。后来我爬到了驾驶员身后的发动机盖上，那里暖和得多，我僵直着身子，一路醒着，一直到驾驶员的声音从耳后传来：“青阳到了。”

虽然车窗外还未破晓，但我知道，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