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和高晓松

对此，张大春表现得很谦逊，他说：“不是我讲得有趣，而是历史本身就很迷人。”

对于“说书人”这个身份，他却说自己“其实没有资格”，在他看来，真正的说书人有独特的训练，而自己没有，“我只是在电台里戴着耳机，把那些文本用我的修饰，尽可能传达给读者。”

张大春眼中的历史不是枯燥简单的旧时文字，他在里面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甚至是偏见，充满了独立思想的历史故事呈现在读者眼前，精彩得让人无暇顾及它的虚与实。

他写的是古人，描绘的是历史，同时也在书写自己，书写现实的生活与生存的时代。

有人说张大春是一个“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因为除了作家、说书人的身份外，他还做编剧、制作过专辑，在影视圈、音乐圈，样样在行。

周华健颠覆华语乐坛的专辑《江湖》，就是张大春负责编词。他将古典的诗词歌赋、中国名著《水浒传》的典故和音乐元素完美融合，让乐坛惊呼“原来音乐还可以这样‘玩’”。

专辑主打歌《泼墨》里的歌词“葡萄美酒月光杯”就是出自王翰的《凉州词》，还有孟浩然的《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中的“上林雁”一词也在其中。《江湖》入围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刷新了无数听众对传统文学的看法。

周华健都忍不住感慨：“怎么可以有人像张大春这么学富五车？无论什么朝代什么典故，他都像一个活字典，信手拈来。”

张大春和周华健

王家卫在准备《一代宗师》的剧本时，三顾茅庐请来张大春担纲电影的御用编剧顾问和剧本策划。

在张大春的修饰和打磨下，塑造出了一个一代武学宗师叶问的完美形象。影片最终斩获了2.9亿的高票房，还先后获得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影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金鸡百花电影节最佳影片等众多大奖。

不仅如此，他还把传统文学的新花样“玩”到了京剧、舞剧和音乐剧中去。光看《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水瓶座安禄山》《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这些剧名，就让人忍俊不禁，充满好奇与期待。

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张大春在各种身份之间穿梭，在各个领域里尝试，将文史资料、民间故事、古诗经典以更为有趣好玩的方式解读出来，做到了老少皆宜，也做到了真正的文化传承。

张大春在《春灯公子》的序言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

他从小就喜欢听民间故事，但是很多民间故事在流传途中，经过不同的讲者、穿越不同的语境以及每个时代的文化摩擦，难免产生变化，甚至是丢失、遗忘。

对此，张大春感到很可惜，所以希望通过文字将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流传下去。

在著作《城邦暴力团》中，张大春就将中国小说叙事技巧与稗官野史传统巧妙结合，一步步揭开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风雨史背后的秘辛，书写出“江湖即现实”的新武侠高峰。

一部小说竟比现实更接近真实，叙事回转周折，也颇有说书人的风采。

还有“春夏秋冬”系列（目前“冬”还没出版，只有“春”出了简体版，即《春灯公子》），带领读者重返众声喧哗的说书现场，重述大历史角落的小传奇。

很多人都会觉得历史离我们太遥远了，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故事情节，对于当今的生活、工作并无多大用处。

其实不然。

张大春坦言：“读史可以明智，这话千真万确。历史中不仅有热闹的故事，更有那个时代折射出来的现实意义。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过好今天。”

关于文字语言风格的问题，他的作品也颇有古韵，倾向于白话文，又带了点文言文的训雅，与如今的阅读习惯相差甚远。

有人问他：“您的部分作品对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有一定的要求，不会担心年轻读者接受不了吗？”

张大春认为这完全不构成障碍，在他看来，自己和年轻人之间并不存在差别和沟通问题，只是年轻人不常用这种方式来接收知识或是表达观点，但不意味着他们听不懂。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坚持的东西，而语言美学就是张大春的坚持，他希望这个坚持会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形成新的刺激。

年轻的一代有各种方式去学习新的语法、新的修辞、甚至是新的风格，但他觉得很有必要也有这个责任去带给他们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修辞策略。

好友李锐很喜欢张大春，说在他的创作里看到了写作者非常清醒的、自觉的追求。

在台湾早已是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但经过一段创作后，他放下了现代小说唯一的创作者的身份，重新识字、重新写古诗，真诚地做着一个写作者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