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林晋

学生俱乐部 （student nations），乌普萨拉历史最悠久的特色传统，几乎与大学同龄。Nation前身就像我们的同乡会，给来自不同省份学生聚会联谊，所以nation都以瑞典各省名称命名。例如Gotlands nation，就是指瑞典的哥德兰岛。经过几百年变化，nation不再局限于老乡，所有在读学生都可以成为会员。他们还发展出自己的餐厅，酒吧，有些还管理一大批宿舍，只有会员才有资格申请。我本加入了以开趴出名的nation。为了房子，我转投阵营。

手续花了不到两星期就搞定，房间随时可入住。我却又掉进雀巢辞职的怪圈。人家小赵住在Monika那儿，不也挺好的嘛。我为什么非要折腾呢？就在我前后犹豫时，发生了一件小意外。

九月，乌普萨拉一年一度的文化之夜 （kulturnatten），是各国学生展现各自国家文化的全城狂欢。中国学生会也组织了，几个会国画和功夫的留学生，当场献艺。我带了傣族舞服装，也自荐表演了舞蹈。表演结束后，学生会主席请吃饭，慰劳我们几个“演员”。

那晚大家都像过年一样开心，在中餐馆吃了泰式自助餐，又去超市买来啤酒一起喝。说是啤酒，酒精度都在3.5%以下，（为了减少酗酒，高酒精度饮品必须到特定商店和在特定时间购买）。 我自诩受过燕京的良好教育，这白开水一样的瑞典啤酒，放开肚皮喝也没关系。大家越喝越高，人也越聚越多。有的甚至还回宿舍，把珍藏私货都拿来分享了。一直欢到快12点，眼看快赶不上末班车回家了，我才和一位同路的朋友，匆匆跑去车站。

车厢都是嗨完赶着回家的年轻人，酒气嗝此起彼伏。也有几个灰头灰脸，浑身尿骚味的流浪汉，醉醺醺倒在角落。末班车司机见怪不怪了，按了按喇叭就驾着臃肿的车子出发了。

路，平坦而笔直。我的胃，因为装了许多2.8%和一些14%，车身一点震动都引得体内翻滚波浪。我想找点新鲜空气，但车窗都闭得严严实实，准备对抗严冬。我只好拼了命地咽唾沫，努力平伏胃里的涌动。不管用，液体与食物越随车往前，越搅拌充分，我已隐隐觉出风起云涌。“再坚持一会！”我往死里咬住自己嘴唇。一站，两站.......感觉像过了无数个小时，汽车终于蜗牛般爬入第三站。

我纵身扑出车外。

奇怪，我的意识，像拿着放大镜一样清晰。我知道自己吐了，不止一次。知道朋友站在我身边，束手无措——我像死了的水母一样摊在地上，大脑完全对手脚失去控制。一会儿，我听到一辆车停下来了，走下一男一女，和我朋友用瑞典语交谈（谢天谢地，朋友会说瑞典语）。然后，陌生男人的气息靠近，把我整个抱起来，塞进后座。我很想喊起来：喂，我的胸罩开了，谁快帮我扣一下！可我的嘴巴酥酥麻麻的，什么也喊不出来。世界在旋转，我歪歪扭扭跌入梦乡。

我是在自己床上醒来的，衣服裤子原封不动，连胸罩都保持在开放状态。小赵笑哈哈地跑来我房间，Monika跟在后面，说：“ Drunk woman！” 而我半夜烂醉街头的故事，也传遍了中国留学生圈子。刚开始还觉得丢人，后来一想，嘿，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可是炫耀的资本！

不过搬家的心铁定了！以后要是喝多了，扶着走都能到家，谁还要受末班车的折腾！

搬家那天，我找来班上一位芬兰同学帮忙。他有车，每个月自驾往返芬兰与瑞典。也长得壮，几下就把我的家当从Monika家二楼搬下来，又扛上公寓楼四层。

我取出还没热乎的钥匙，打开了“新家”的门。行李还没拆，随意倒在各处。我盘腿坐在地上，没说话，也没开灯，独自与空间面对面。

这栋公寓是全乌普萨拉最旧最便宜的。那些条件好的，一层只住六人。这里一层起码三十个单间，还得共用洗浴间和厨房（当然还有洗衣房）。房间里的木门木桌，纹理因失去油漆保护，全裸露在外，摸上去像是老人的手。

可我真不介意，甚至，欢喜。来瑞典这些时候，直到这一刻，我才觉得真正过上留学生的生活。Monika那儿安逸，但毕竟是别人的家，多少有些不自在。而十年住校，我一直盼望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打电话通知母亲搬家了，醉酒的事，当然只字未提。我也在MSN博客上更新近况，然后看到贾莹过来留言：

“感觉你比以前快乐了。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我也步你后尘，辞职啦！”

搬进新宿舍的第35分钟，我认识了Jane。

Jane本名叫Jevgenija。因为知道不会俄语的人都绕不过来舌头，所以逢人只介绍简易版。她也只介绍自己为俄罗斯人，再追问下去，才说是来自拉脱维亚——我很记得这个波罗的海小国，高中历史学过，讲东欧剧变时。为了应付考试，我当时很是下了一番功夫去记。那时想，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和这个名称有任何瓜葛。现在，竟还真碰到一个拉脱维亚人！

我是在厨房里认识Jane的。她不仅热心帮我找到属于我的那格储物柜，还帮我从冰箱里清理出，上一个留学生留下的食物。我被她的热情感动了。初次见面，她能笑得像AK-47般哒哒哒哒，尽显身上战斗民族血统的豪迈。我就喜欢豪迈的人，所以，当她邀请我第二天晚上一起上Salsa课时，我想都没想，就爽快答应了。

Jane住在我隔壁的隔壁，我411，她413。穿戴好了，我就去找她。

敲门。

“门没锁，进来吧。”Jane从里面嚷道。

我进去，看见Jane还在忙。先用风筒吹干海一样的黑头发，然后用卷发器把发尾卷好。再对着镜子，画眉毛。她的眉毛真好看，精心修剪后如用小狼毫描过一般，眉峰处则突起恰到好处的媚。她的眼睛也很好看，桂圆般圆碌碌，配上沾过睫毛液的浓密睫毛，即成聚焦之处。

“好啦！”她说，最后给自己喷点香水，“走吧！”

我迟疑了。

Jane的装束和我一样，仔裤衬衫运动鞋背包。但她身上，却透着宜人的成熟。我偷偷瞄了瞄镜子，只见自己眉毛平淡而散乱，嘴唇干燥而无血色，更不用说脸上那些点点痘痘。我觉得自己就像吃了毒苹果的夏娃，突然羞愧起来。Jane还比我小两岁，怎么那么晓得打点自己？该扬的扬，该敛的敛，老练如一名青瓷器匠人！

“唇膏借我涂一下！” 我说。

Salsa回来，我和Jane已是相熟多年的老朋友了。或许因为我俩读同一个系，也或许我俩都是戴红领巾长大的，反正就是一个火象星座碰上另一个火象星座，既能水兑油星，又能糖黏豆子。我们那层宿舍也住着其他人，但只能捕捉个背影。两个尼日利亚学生，早出晚归打工赚钱。几个瑞典学生，好久没踪影，出现时一定宿醉般懒洋洋。还有几个中国学生，“他们只有做饭时才到厨房。” Jane给我逐一介绍——她从高二就搬进来这儿住，现在大三。

Jane那时还认识一个叫Zuzanna的捷克女孩，她的朋友们是好客的一群。于是我们一头扎进捷克人堆里，蹭饭烧烤看电影，一样也不少。

有时候深夜回来，我们还要挨在一起八卦会儿。这时候，Jane总要走到窗边，点起烟。

“你抽烟吗？” Jane问。

“......抽。” 我说。

Jane把烟递过来，娴熟替我点上。

烟头很使劲地亮了。烟雾进入呼吸道，迷失方向。

吭吭吭....

“一看你就不会抽烟。” Jane说。

“很久没抽了。” 我说。其实，我只在大学里偷偷吸过几口，还是从男生那儿。记忆中，母亲每次看到女孩抽烟，一定丢下最高级别的蔑视，并迅速拉起警戒线：“女的抽烟，什么样子？！你可千万别学！”

“你轻轻吸就好，”Jane说，“不必太用力。”。说罢，她过来纠正我抽烟姿势：头要斜侧45度，眼睛朦胧看向远方。只用食指和中指夹烟，并且，抽烟时一定要坐着。这样，才像一个塞纳河畔的巴黎女人。

“这都是谁教你的？” 我不禁问道。

“我妈啊！”

“你和你妈聊这些？”我跳起来说。

“对啊！”Jane说得十分平常，好像天底下母女都应这样。她还说她妈妈给她买丁字裤，什么黑色蕾丝，枣红色蕾丝。

“不信你看！” Jane从衣柜中抽出来。我害羞地看了看，赶紧把头转开，正好瞥见镜子上面的化妆柜。那里满得都要溢出来，化妆用品，护肤品，反正大堆瓶瓶罐罐，眼花缭乱。想起自己的化妆柜，只有空荡荡的一支牙膏与一瓶润肤露。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一爿野生花草，母亲从来没教我如何灌溉。

“这是啥？” 我问，从化妆柜里拿起一绿色瓶子。

“ 剃毛用的。” Jane说，“我们欧洲女生体毛多，你们亚洲女生用不着。”

“这个呢？” 我指着一小玻璃瓶。

“香体露。”

“涂腋下的？” 我问，“你也得了臭狐狸的病？”

“什么病？” Jane瞪圆了眼睛问。

那是刚上初一，母亲从我衣服上，再也嗅不出小女孩香甜的气息。由此，她断定女儿得了...狐臭。买来100块一瓶的外涂中药，忧心忡忡叮嘱我说，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

“拜托，那是汗臭而已，人人都有。” Jane说，“喏，洗澡后涂上香体露，全身就香喷喷啦！”

第二天一放学，我马上跑到超市，买了人生第一瓶香体露。

一天，我照例没敲门就大步迈进Jane的房间。

“Privet！”我操着Jane教我的俄语，高声问候。

可房间里很黑，灯没开，隐隐还听到有人在哭泣。

我在床上找到Jane。她偎依在墙角，眼睛大而空洞，泪水像伤口一样止不住地往外流。

“怎么了？” 我关切地问。

Jane没有反应。我再问一次，又推了推她胳膊，她才吐出几个字：

“Tong，我难过。”

Jane不止难过，她抑郁症犯了。平常开心得总像架在世界之巅的人，突然会如没了筋骨，软软躺在床上，对什么都不敢兴趣。Jane说，她是来瑞典才得的抑郁症。这个病在冬天，就像传染病，身边好几个朋友也在吃抗抑郁药品。

我能理解。你看这天，下午三点就全黑了，光明要在第二天九点才重新降临。屋里几盏昏黄台灯，人不自觉就想得消极。而且寒冷与黑暗，如高压锅，把瑞典人的真实都压出来。本来已经有距离感的瑞典人，现在更不爱搭理了，纷纷撤退至内心角落。无家可归的，则流连在商场门口，靠着香烟与免费暖气过日子。世界都在羡慕瑞典的创新与高科技，但没有经过寒冬，又怎能知道这个国家黑暗的一面呢？

过了几天，我看光躺着也不是办法，便硬拉着她去采购。她一进超市就直奔糖果柜台，往嘴里猛塞几块后，说感觉好点了。我看瑞典人也很喜欢吃糖果，是全世界消耗第一的国家。在漫长的隆冬夜，或许几剂量sugar rush，能让他们短暂逃离。

瑞典人，挺可怜的，我想。

圣诞假期终于到了。Jane一早就订了机票，头也不回地回拉脱维亚看父母。我则要开始首趟欧洲之旅。

这可是个大工程！在国内买票，有代办，也有父亲。现在从机票到青年旅馆，全得靠自己。2006年，我还未曾从网上订购过任何东西。所以购买Europass欧洲火车通票时，我一手托住父亲给我的信用卡，另一手小心输入卡号。前后复查了十几遍，才颤抖按下提交。电脑屏幕上已显示 “Thank you！”，可我心里还是空空的。直到通票最后拿到手，才觉得踏实。

我先坐大巴，从斯德哥尔摩出发，经过24小时到达布拉格。这是捷克女孩Zuzanna建议的。她说这样既省钱，又能从陆路角度看从北欧到东欧的变化。可一天一夜的车程，大部分都在黑夜中度过。我什么都没看到，只记得车厢后排，都是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瑞典酒贵，他们等车一到丹麦，就迫不及待地在休息空挡囤积啤酒，再一路喝个畅快。

离开布拉格，我又坐上火车，来到一个叫Rokycany的捷克小镇。这是Zuzanna的家乡，她邀请我一起过圣诞。Zuzanna和父母，妹妹，奶奶，住在一幢红砖二层房子里。她父母花了三年时间，自己一手建造。吃圣诞晚餐时，Zuzanna的奶奶专门拿出水晶玻璃杯给我看。她让Zuzanna翻译：捷克盛产水晶。然后，老奶奶两只杯子相互轻轻一敲，只听到“叮”的一声，清脆纯净得如深山里的雪水。

元旦，我来到巴黎。去了巴黎圣母院，参观了蓬皮杜艺术中心，还有幸在协和广场，见证了法国人的浪漫。那是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几十辆小汽车堵得水泄不通。而几对男男女女耐不住寂寞，跳下车即兴跳起华尔兹。眼看前面车子要开动了，这才神情拥吻离去。

因为选修了“犹太人屠杀历史” （Holocaust），我去了课上讲到的柏林郊区集中营，也去了勃兰登堡门南边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那是一段惨痛的历史，全欧洲大约有三分之二犹太人被杀害了。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也为了让世代记住教训，他们制定了反对否定犹太人屠杀论条例 （law aganst Holocaust Denail） ，即任何否定这段历史的人，都会被受到法律制裁。教我这门课的教授，则编辑了“犹太人屠杀历史”的入门读物。这书在瑞典，几乎人手一本。我不由想起在亚洲，二战中的多少伤害，至今还未结痂。

旅行结束，我回到乌普萨拉。还是这个房间，出发那天匆忙换下的睡衣，依旧尴尬团在椅子上。我没有去收拾，倒是从背包里拿出一路斩获的明信片，窝在床上慢慢回味。然后，我一张一张贴在床头，就像在地图上开出的一扇一扇门。我已经开始计划，下次要去南欧看看。

世界那么大呢！还有好多入口，等着我去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