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知道露西为了寻求庇护，不仅要嫁给有老婆的佩特鲁斯，还要奉上农场和嫁妆时，他真正地崩溃了。这种崩溃不仅仅是出于父爱，更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所熟悉的旧世界已经崩溃了——一个秩序井然、奖惩分明，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安分地各司其职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新世界已经到来了，而卢里们在其中并无一席之地。就像里尔克在诗中写过的：“我们目睹了，发生过的事物。那些时代的豪言壮语，并非为我们所说出。”

如果说历史的报复对卢里太过残忍，那它对女儿露西的惩罚简直扼住了读者的脖子，让他们透不过气来。

露西是卢里的反面，她是一个信仰绝对平等的人。用流行的词说，露西是一个“白左圣母”，她深深地为殖民与种族隔离的历史感到羞耻——她离开城市，以公社成员的身份来到格雷汉姆镇，平等地对待黑人，平等地对待动物，厌恶一切权力的压制——包括男权和父权，她是一个女同性恋者。

而她浪漫的“政治正确”却以被性侵而结束，这样的打击让露西纯真左派的想法幻灭了吗？作者没有叙述过她的内心。读者只能顺着卢里的目光，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沉默的背影，试图把她心里封闭的门撬开一点缝。

那么作者对露西是同情还是嘲讽？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其实有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写明了作者的态度。

那是卢里在与人闲谈，说到历史的替罪羊：“在实际生活中，凡是要寻找替罪羊的时候，背后总有宗教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把全城的罪孽架在一只羊的背上，把它撵出城去，全城人因此得救。这么做能起作用，是因为人人都明白那些典仪该如何去理解，包括其中的神。后来，神死了，突然之间，人们在没有神助的情况下清除城里的罪孽。没有了象征的手法，人们只要求助于实际的行动。因此就产生了审查制度：一切人监视一切人。抽象的清除被实际的清除取而代之。”

说这话的时候，卢里并没有想到他其实暗示了女儿的命运——历史的替罪羊，更没有想到他对这命运早已有了绝望的预测：神死了，替罪羊能发挥力量的时代早就结束了。

《耻》写了一个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故事，像是《冰与火之歌》里说的“All MenMust Die（凡人皆死）”，只要你曾经身处一段耻辱的历史中，不管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必须接受自己所有的尊严也被抹杀掉的事实。

那么出路是什么？

我总认为伟大的作品在写尽了人类已经到来和逐渐到来的苦难之后，总会提供一道窄门。就像《圣经》中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可库切并不是一个宗教作家，他并不把宗教救赎视为答案。他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人类自我救赎的方式：平等地对待动物。

在《耻》中，有一条暗含的线索，是卢里对动物的态度逐渐改变，他开始时嘲讽动物保护者，后来他做了一份工作，送狗生命中的最后一程，小说最后，卢里以最大的温柔和理解让一只狗在他的怀里度过了最后一段时间。

如果一定要以“升华主题”的思想来总结，卢里在与动物的相处中，他“悟”了。

几乎库切的所有作品中，都会提到动物的权利，他甚至写了本叫做《动物的生命》的书。在库切看来，人们把动物划分为完全外在于自我并且低于自己的物种，就是一种最深层的不平等。只要是人类对动物的豪取掠夺没有结束，人类的其他不平等就不会结束，历史耻辱的循环就不会停止。

库切确实为小说中绝望的人们提供了解药，但这解药简直比绝望本身更让人绝望。

在英文版的《耻》中，封面有一句醒目的话：“是的，我放弃了。”

是主人公放弃了，放弃找回失去的尊严了。

库切作为非正常社会的作家似乎也放弃了，他在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过上了正常社会的生活。

▲ 库切，代表作有《等待野蛮人》、《耻》、《青春》等

库切曾经说过：“在殖民主义下产生的、在一般称之为种族隔离的状态下加剧的畸形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人际关系，在心理上的反映是畸形而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精神生活。所有对这样一种精神生活的反映，无论多么强烈，无论其中透进了多少兴奋或绝望，都蒙受同样的畸形，得不到正常发展。”

写一个畸形社会固然更刺激，用功利而狭隘的想法——更容易得诺奖。但在畸形的环境中写作，无家可归的感觉和对一种无以名之的解放的渴望如乱箭穿心，作家身为公民，亦困囿于一个扭曲的个体。

尼采说，“我们有艺术，所以我们不会因真相而死”。库切说：“南非有太多真相让艺术去把握……淹没了想象的每个角落。”

那我们呢？身处太多真相的中国的写作者，该怎么让想象喘口气？又该怎么真正地摆脱“耻”，安居于一个真正拥有立足之地的世界呢？

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这是第 382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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