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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不是一天造就的”，回望英国首屈一指的文学奖——布克奖的一路发展，也是艰难而不懈的风雨历程。它于1969年设立，带着向法国龚古尔奖致敬的意味，奖励每一年最好看的英语长篇小说，扩大读者群，推进文学书籍销量。起初布克奖对获奖作品的销量并未起到良好作用，直到1973年，随着曾任英国国家图书联盟主任的马丁·戈夫成为奖项负责人，布克奖的全方位影响力开始有了新的样貌。1974年布克奖开始在伦敦百年传奇的克拉里奇酒店揭晓结果并举行晚宴，第一次引入了电视拍摄及主持人采访，为了进一步激发大众的期待和好奇，最终评选也被安排在当天下午，营造出紧张、热烈、刺激的气氛。

这些“造势”手法除了提高布克奖的知晓度和声名之外，也为了一定程度上缓解早些年评奖时期遭受的激烈争议。1971年，评委之一马尔科姆·穆格里奇中途辞职，理由是他觉得大多参赛作品都写得不好，一些甚至还带有少儿不宜的内容。

约翰·伯格

1972年，约翰·伯格凭借小说《G》获奖，却宣布将把5000英镑奖金的一半捐出去，以抗议奖项赞助方在其他国家的商业行为涉嫌了殖民主义政策。1974年的评委之一、作家伊丽莎白·简·霍华德提出她丈夫金斯利·艾米斯的小说应当入围短名单，而最终的奖项由纳丁·戈迪默、斯坦利·米德敦并列获得。这些事件都与奖项负责人戈夫脱不开干系，那时他曾被英国媒体称为“一个快乐的巫师”，施展他“精心策划地泄露消息、公开采访和偶然的、策略性误导”的手段。

布克奖40周年时，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过一次回顾展，将历年获奖作品、别致的书籍装帧、典礼邀请函、晚宴菜单、最早的奖杯和一系列档案、照片都公布于众，每年奖项诞生经历的波折、其间的八卦和争论也浮出水面，各国媒体纷纷报道，满足了大众猎奇的心理。不过，奖项评选背后的轶事都无法影响一个事实，布克奖依然具有卓越的文学视野并成就了当代英语文学的众多经典。

1971年，奈保尔凭借《自由国度》得奖，“在世最好的英语作家”的王冠至今仍由他荣膺；1974年“后殖民文学巨匠”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80年“寓言编撰家”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1983年“南非文坛双子星”之一的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9年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他们获得布克奖之后，最终又纷纷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也是布克奖专业眼光的佐证。

同时，布克奖也是一个挖掘并提携新人的平台，2003年和2008年，44岁的澳大利亚作家DBC·皮埃尔和33岁的雅拉文·阿迪加分别凭自己的处女作《维农少年》和《白老虎》得奖；2013年，28岁的新西兰女作家埃莉诺·卡顿的长篇小说《发光体》得奖，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登上了世界舞台，她也是至今最年轻的获奖者。

埃莉诺·卡顿

布克奖对作家和作品的推广有非凡的影响，除了获奖作品在世界出版圈的翻译和销量的激增，作品的影视化也让作家有了更多的受众，《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都是其中典型的由获奖作品改编的成功之作。可以说，五十年来，布克奖做到了优质英语文学创作和高品质文化消费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作家和作品，带给创作者和读者共同的成长。2011年得奖的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曾在采访中说：“布克奖让我的写作生涯至少延长了十年，多了十年的读者群。”

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奖，必然给作家带来得意与失意，乃至遗憾。今年担任布克奖五十周年特别奖项“金布克奖”评委之一、作家罗伯特·麦克鲁指出：“评委们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语文学一直做出正确的评判，但他们误判了这么多年来文坛另一个重点——新时代女性小说家的崛起。”他觉得英国女性主义出版多年来引领着女性主义文学革命并且改变了新一代的阅读生活，与此同时，布克奖并未对此有充分回应。1971年，英国作家伊丽莎白·泰勒的《克来蒙的帕妃小姐》没能获奖而是仅仅入围；已故的贝里尔·博布瑞奇五次入围却颗粒无收；1981年没能颁给“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苏格兰小说家”缪里尔·斯帕克；还有当代读者心中的天才，安吉拉·卡特至今从未入围……由此麦克鲁才表示，“我的同事，‘金布克奖’的另一位评委雷门·西舍，这次来提名佩内洛普·莱弗利在1987年得奖小说《月亮虎》，希望以此弥补这些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