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祖义：一方面不让地方陪同，这些地方人员可以干别的事情。另外，他们也不知道督查人员去哪儿，我们是随机的、保密的。这样相对就真实一些。为了做到独立，我们也从几方面保障，首先是经费，原来经费都是划拨至被督查地方，这次我们把钱划拨到派人的省份。督查组下去后，住宿餐饮交通费用，都是自己出，尽量减少和地方接触。

　　既要独立检查，又要兼顾合理性。有时督查组对情况不了解难免误报，仅凭后台难以准确把关，我们这次加入了申诉环节，每晚六点前，督查组报上来问题，我们把问题清单发给被督查地方，地方可以申诉。

　　新京报：一些地方政府是否会跟企业提前打招呼？

　　夏祖义：确实存在。督查过程中有一个困难，就是去了以后关门了，或者停产了。停产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一刀切”。有的地方政府为了不被追责，他们不会正式发文，而是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告诉企业，督查来了，你要停产。另外一种，就是他们发现你去哪儿了，就会通知那边的企业，然后那一片儿就停产。

　　新京报：地方对督查的干预有什么危害？

　　夏祖义：地方提前给企业通风报信，对于我们督查工作特别不利。主要有两个危害，首先，大面积停产确实是影响生产。另外，就是不容易暴露问题。

　　新京报：地方政府通风报信，是否有办法应对？

　　夏祖义：我们初步打算，你停产了我们也要查。查你有没有治污设施，是否达到环评要求。我可以通过生产记录等情况来判断近期是否生产。如果治污设备去修理了，或正在跟企业洽谈，需要提供合理说明和证据。

　　环保督查最终要制度化

　　新京报：汾渭平原的污染，有哪些深层次原因？

　　夏祖义：这个区域能源偏重，以燃煤为主，煤化工产业突出。跟京津冀地区一样，钢铁产业突出，这跟区域资源禀赋相关联。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是极大的优势，但是换一个时期，就变成劣势。汾渭平原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要想改变，还需要一定的周期，这是历史造成的。另外，早年唯GDP论英雄，环保这块儿没当个事儿。十八大以后，地方政府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但是由于前期这种惯性，想刹住车，还是需要一定过程。

　　新京报：如何避免强化督查变成一阵风？

　　夏祖义：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环境问题，重症需要猛药。这种督查的形式，不可能是永久的，人力、物力投入太大。实践证明，现阶段这种方式效果明显。现在干一年的效果可能等于以前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效果。不过，最终还是要制度化。在督查的同时，要做好顶层设计，来指导各级执法队伍。

　　全国环境执法队伍制服将统一

　　新京报：此次机构改革，生态环境部监管职能空前强化，未来执法有何新特点？

　　夏祖义：目前正在调整中。不过，职责更多开展工作难度会更大。我们会通过更加优化执法队伍、办事方式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也将统一全国环境执法队伍的制服，来体现环保执法的严肃性，加大环保执法的公开性、透明性。

　　新京报：环保执法越来越严，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

　　夏祖义：首先应该看到，严格执法是维护市场公平正义的必要手段。其次，要依法执法，督查人员去各地督查，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即疑罪从无。第三，是在我们专项执法过程中，要实现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双赢或多赢。没有环保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协调好环保和经济的关系，短期内确实需要承受阵痛，需要付出代价。不过，这种代价是可以承受的。

　　A12-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