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保住了，然而……
双十一越来越近了，W 女士低头看了看自己保住的双手，嘴角泛起了一丝苦笑。她也不是很难过，但难过的是，今年的这双手，毫不费力地就保了下来。
关于双十一的数学题，早就放弃了。有限而宝贵的智商和体力，自然要用在陪孩子写作业上。W 女士看了一眼在客厅帮娃做题的 200 斤巨婴，便往购物车里加了两瓶保护心血管的深海鱼油和抗衰老的葡萄籽精华油。买不起包包了，但至少买得起药。
想起了去年双十一下单的戴森 V8，W 女士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远见。那家译字打头的出版社，去年的推送还让人“”（戳粗体字可回看）。
哪有什么理智消费，还不是因为没钱。
不过今年那个华而不实的卷发棒，呵呵。在头发越掉越多的现实面前，还是 V8 来得长情。
“叮。”家庭群发来了消息提示。
阳光、景点、色彩斑斓的丝巾和超大墨镜标配。
“享受当下，开心每一天！你们的双十一怎么过呀？” 70 岁的姑妈发来旅游照。
堂妹发来一个表情。
不知什么时候起，老年人越来越能蹦跶，年轻人就……
W 女士想起了办公室里那几个小的。
“像你们这样的社恐……”有一次，W女士话还没说完，有个女孩就说：“ W 老师，其实我们是精芬。”
？？？
“就是精神上的芬兰人的意思，老师。相当于……”女孩补充道。
“好了，你不要说了。”
不知从何时起，同事间的对话开始需要一些补充说明，比如说“相当于……”以及加上时间状语“我们那时候”。
W 女士一度想把办公室装修成开放式风格，但是被这帮小的拒绝了。他们每天戴着耳机面无表情地在格子间里敲打着键盘，桌上摆着打包饮料（不止一杯），但是偶尔又会不约而同地发出“呵呵”一阵冷笑。
“该吃午饭了。今天……” W 女士站起身。
“呃……老师今天对面新开的便利店里面饭团买一赠一，便当满 18 减 5 块哦。”
便利店越开越多了，上个月公司所在的十字路口四个街角终于开满了四个便利店。空气中弥漫着依靠饭团和关东煮就能活下去的味道。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刚来的路上看到那个网红奶茶有新出的‘小奶茶’。买完便当我要去买那个。”
“这又是什么鬼？！” W 女士问。
“就是 9.9 元一杯的奶茶，容量少一点，一样的配方，好喝不贵。”
W 女士感到一丝不妙，钱越来越不好赚了，为了拉订单和带动口碑，商家都用了一样的办法，上个礼拜她刚下单了迷你口红，以往单价一百多的口红，三支不同色号的迷你装才 129 块。
在购物的冲动和理智之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的婉约模式。
准备出去走走。站在电梯里，周围都是拎着外卖和便当的年轻人。
“被我室友气死，她居然帮我拆了猫粮的快递。”
“那不是蛮好嘛。快递盒多脏啊。” W 女士说。
“不！为我的宝宝拆快递的幸福你不会懂的。况且里面还有我爱豆的代言周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挽着几个品牌纸袋走在路上的快乐，被拆快递取代了。
令人发指的是，就因为爱豆的代言，办公室里堆满了某款饮料。
“已经十一月了诶。怎么喝得完啊，这么冰。你们每个月要在饮料和爱豆身上花多少钱……”
“这种贫穷但快乐的感觉，你不会懂的。”
没错，确实越来越看不懂。在 W 女士还算年轻的时候，即便是加完班大家都不想回家。大家宁可浪在外面，在咖啡馆里玩桌游看《老友记》。现在这帮小的，下班比要接孩子的 W 女士还要积极，加班更是没什么可能。理由要是谈恋爱也就算了，现实是，回家吸猫吸多肉。去新开的餐厅聚餐喝一杯？没可能的。不如边吃外卖边看爱豆直播。
W 女士边想边看着在灯下默写的小崽子。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斥巨资堆出来的小崽子扑腾着翅膀远走高飞了，家里连只猫也没有，自己也未见得有姑妈那种到处蹦跶的精气神。不由得火冒三丈。
“BIU。”你有一条新的推送。
又是这家出版社，每到双十一就要搞鬼。去年是《日本新中产阶级》今年又是什么？
《低欲望社会》……《下流社会》……美丽的衰败……丧失大志的年轻人……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在理智和冲动之间，W 女士选择了后者，按下了“立即购买”……（猴急到失态地提示：按上面的两张图就可以了……以及，更多促销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当然，要买，总要先看看货。给大家分享几段书摘吧
以下文字选摘自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大前研一先生唯一授权的简体中文版
《低欲望社会》
10 年前的分析就是今天原封不动的现实
象征“低欲望社会”的人群，如同前面论述过的“ FLAT35 ”，是指就算面对冠有“超”字的低利息，也不为所动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以及婴儿潮（中坚）世代。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情形。关于这个问题，我在 10 年前就再三指出过了。
比如，我曾把从 2004 年开始连载的文章，编辑加工成《工薪阶层再起动指南》（ 2008 年由小学馆出版）一书。在书中，我把这群人称之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极简生活”世代，并对此加以分析。
当时令我吃惊的是，这群人和过去的日本年轻人，其行为举止完全不同。较之“拥有物质”的欲望，他们几乎没有欲望。不仅是物欲全无，连出人头地的欲望也变得淡薄。当时的一个调查表明，新进公司的员工想当总经理的人只有 10% 左右。我把这群人定义为“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他们的特征表现为“只用手机与这个世界联结。与朋友联系用手机，各种信息的获取用手机，连电视节目也用手机看”。即使同属于发达国家的欧美各国，也完全没有发生这种现象。这可谓是日本独特的现象。
另外，这本书还谈论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另一个背景，即便利店文化的扩张。
“‘物欲和发迹欲丧失的世代’这个前所未有的群体出现，使日本的消费市场寒流袭来。这一世代很可能无法成为新大陆时代的经济推手。
“在我看来，与过去日本人价值观截然不同，这一群体的横空出世，其实与便利店的普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便利店创生出一天只要 500 日元就能解决温饱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一天只需 500 日元一个硬币，在便利店买饭团、面包或便当，吃个一两餐便能生存下来。对自由职业者或尼特族来说，并不像上班族那样有规律的时间概念，也没有早中晚的节奏。肚子饿了，就在便利店买上便宜的便当充饥。有很多人都过着这样生活。如此这般，就算手头宽松些，一天 1000 日元的食费，也就足够——总之，现在的日本，借各地到处泛滥的便利店文化之光，不会再有饿死人的危险了（特殊事例除外）。”
赶上泡沫经济的父母是“反面教材”
在《工薪阶层再起动指南》这本书中，我还论述了消费经济的低迷加速了低欲望社会的形成，以及商业模式转换的必要性。现在看来，当时言及的某些危机，大体都言中。
这也就是说，在倘若无路可走也能活下去、“生存条件”变得很差的社会里，一旦对时尚、汽车、住宅等既无物欲也不想拥有的话，人类生产活动所需要的“驱动力”就会丧失殆尽。从自然界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在食物丰富的环境里栖息的野生动物，就算被动也能轻松存活，所以生出怠惰。而在食物缺乏的环境里栖息的野生动物，如不主动觅食就难以存活，所以生出勤勉。与此相同的是，在每天只要 1000 日元就能生存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除非自己有很强的上进心，否则就变成“低欲望”世代。我认为，这或许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当时，我就曾设问：这些年轻人变得“低欲望”，是否也受父母成了“反面教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辈，正好是赶上泡沫经济时代。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拥有欲和发迹欲，他们只知道使足浑身劲干活。为此，在这些年轻人的眼里，父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属于“经济动物”。虽然表面看，父母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但实际上被房贷压得难以透气，现实生活并不轻松。夫妇之间也几无情趣可言。只顾埋头工作的父亲，为了在公司出人头地，早出晚归，难以顾及家庭。自己不想成为父辈那种样子，不要过于辛劳工作，而是活得自在悠哉——据我的分析，年轻一代或许有这样的潜意识。
于是，“低欲望”年轻一族的出现，给企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我认为更应纳入问题而视的是，这绝不是泡沫破灭后的暂时现象。这些年轻人的后代，也有很大的可能性持有与此类似的价值观。虽然我曾为此敲过警钟：日本企业必须确切分析他们的意识和行为模式，准确地把握他们的价值观，有必要重新推敲与此相吻合的市场策略、商品策略、贩卖策略——喔，不，还有商业模式及其本身。但我认为，从结果来看，能应对这些变化的企业恐怕不会很多吧。
北欧国家为何得以重生？
过去，在瑞典或丹麦这些国家，再怎么努力干活，由于税金太高，实际到手收入并无增加，因此年轻人对未来不再抱有憧憬。其结果，他们迷醉于日常的颓废之中，用今天的日本新语来说，就是“穷充”。年轻人不再追求积极进取，社会进步因此陷入停滞。特别是瑞典，由于法人税和所得税高得离谱，有能力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纷纷逃往海外。
利乐集团（ Tetra Pak ）是从事食品加工处理和纸容器填充包装系统的全球性企业。在 1981 年，与从事重电业务的阿西亚（现 ABB ）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 Brown Boveri ）合并。以此为契机，利乐集团在 1988 年也将总部迁离瑞士。诺贝尔奖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建立的化学公司诺贝尔（现 Akzo Nobel ），也在 1994 年与荷兰的阿克苏合并。与此同时，也将总部移至荷兰。在个人方面，以瑞典著名网球运动员比约恩·博格将国籍移至摩纳哥（现又改回瑞典籍）为开端，包括被称为“欧洲第一富豪”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等许多有钱人，都不堪重税，选择放弃自己的国家，远走高飞。
国民的社会负担过重，发展无法再前行的瑞典，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别说福利这一块，整个国家都恐将陷入危机状态。为此，从 90 年代开始，瑞典大幅度地下调法人税和所得税税率，制订全球化人才培养的计划，致力于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总之，为了恢复国际竞争力，实施了各种改革。
此外，由于依靠年金生活的高龄者与支撑年金制度的年轻人之间，容易产生世代冲突，政府为此对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不提升技能就会流落街头
在过去，瑞典养老金发放金额的计算方式是：事先决定领取的养老金金额，再配合金额数调整在职员工所负担的金额。这种计算方式叫“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 Defined Benefit Plan；DB ）。
虽然日本现在也采行相同做法，但这种做法会让在职员工变得不愿再缴纳养老金。因为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为了现在的老人而背负重税”。
也因此，瑞典政府着手改制，以“定额养老金计划”（ Defined Contribution；DC ）为基础，导入加以计算的“国家定额养老金”（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NDC ）制度。
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自己现在缴纳的保险金额，与将来老后能领取的金额相连。借此改革，瑞典政府成功地阻止了年轻人远离养老金的倾向。另外，瑞典政府也断然实施了削减老年人在医疗等方面福利的做法。
在雇佣方面，为了强化企业竞争力，瑞典政府将原先确保员工权利的政策，转换成企业可以轻易解雇多余员工的政策。针对被解雇者，政府的替代做法是提供职业培训，使之能够再就业。
如果员工抱有“穷充也不错”的心态，因为技能不足被企业视为多余者而遭解雇，若既不接受职业培训，也不提高技能，就会流落街头。瑞典政府成功地从制度面加以切换，并让国民明白：当今社会，穷充根本无法生存。而像日本那样，即使不打磨自己的工作技能、只要死赖公司就能有饭吃的环境，在瑞典不复存在。正因为看到了瑞典政府这些成功的改革，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终于在 2013 年又回到了瑞典。
英国的情况稍有不同。上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断然实施金融市场的宽松政策，国营企业民营化，那些在全球化竞争中难以生存的企业，不得已转卖给海外企业。一切都回归至资本主义原点。至此，胜利组富裕阶层与失败组低所得阶层，两极分化的现象在英国产生。穷不再“充实”，穷就是“单纯穷”。也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夫人至死都遭到了低所得阶层的憎恨。而这些“单纯穷”，也造成了如今英国社会不安定的一个要因。
日本人大家都在“穷充”？
反观日本现状，泡沫经济破灭后，遭遇了“失去的二十年”的增长停滞期。人们再怎样的努力，都无法获得职务的提升及工资的上调。即使好不容易获得提升，也只是变得超忙而已。因此，作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人们选择“穷充”，也属无可非议。
这十多年里，日本不管哪个所得阶层，其实际年收入都减少了约 100 万日元。即便如此，日本也没有发生抗议游行或暴动。因此，人们或许多少有点接受这个“穷充时代”。但是，多数人都认为“穷充也不错”的社会，一定是活力丧失的社会。这是因为“穷充”的人数越增加，能够创生出附加价值的人数，理所当然地就变少。
而且，由于穷充一族大都不需缴纳税金，因此只能净增社会负担。若国库还有储蓄，不管怎么说，或许还能维持生存，一旦国库储蓄见底，到处充斥穷充一族，也就是国家破产之日了吧。问题是，若要维持现有水准的行政服务，就必须上调能够负担税金的大企业或富裕阶层的税率，而这又会出现当年瑞典的一幕，大家都往海外逃离。这也表明，“穷充”也能小确幸的时期，真的非常短暂。
为此，日本的“穷充时代”也是不会长久的吧。我认为，或许比瑞典、丹麦、英国更短暂，充其量在数年间就会结束。明明是在靠勤劳的员工，维持着社会运转的成本，但不想负担，拥有得过且过心态的人却不断增加，这样的现象是不可能长久的。
那么，今后的日本将何去何从？能像瑞典那样大胆改革吗？或者能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用强势的领导力推动改革吗？感到遗憾的是，日本在这两方面都难以期待。最为可能的日本未来，或许会像西班牙或葡萄牙那样，慢慢地被拖垮没落。或者，整个国家走“夕张化”（北海道夕张市的城市破产）与“底特律化”（美国底特律市的城市破产）的破产之路。这是因为，在如今的经济政策中，政府完全没有能够提出解决之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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