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2)
2020-02-05 19:01:48栏目：读者
“红豆相思”与“烛灭笔枯”（2）
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了包括四十二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着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思念。如第九首：“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又如第十二首：“我们有一天/想见接吻时，/若是我没小心，/掉出一滴苦泪，/渍痛了你的粉颊，/你可不要惊讶！/那里有多少年底/生了锈的热情的成分啊！”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我们弱者是鱼肉；/……供在礼教底龛前。”（第二十五首）“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第三十首）
但是，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这封信和以前写给弟弟家驷的信的情调一样，都是表达对家庭强迫婚姻的极端不满以及自己的悲哀。这怎样同就在上个月写的《红豆》组诗所表达的对妻子的刻骨相思，在同一个人身上协调起来呢？
应该说，《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情感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来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十分敏锐的闻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矛盾，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在这许多矛盾中，在自己灵魂的深处，苦苦地搏斗。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闻一多到美国学的是美术。1924年9月，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但这时他对戏剧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后来又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1924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中有这样几节（引自许芥昱的译文）：
欢悦的眼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
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划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隐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所谓“诗无达诂”。《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四十八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那便是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否就是梁实秋所说的感情上的涟漪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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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21日起，闻一多在美国以五天的时间写成了包括四十二首诗的组诗《红豆》，其中充满着缠绵悱恻的对妻子的深情思念。如第九首：“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又如第十二首：“我们有一天/想见接吻时，/若是我没小心，/掉出一滴苦泪，/渍痛了你的粉颊，/你可不要惊讶！/那里有多少年底/生了锈的热情的成分啊！”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我们弱者是鱼肉；/……供在礼教底龛前。”（第二十五首）“他们削破了我的皮肉，/冒着险将伊的枝儿，/强蛮地插在我的茎上。”（第三十首）
但是，刚过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闻一多在读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写信给好友梁实秋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这封信和以前写给弟弟家驷的信的情调一样，都是表达对家庭强迫婚姻的极端不满以及自己的悲哀。这怎样同就在上个月写的《红豆》组诗所表达的对妻子的刻骨相思，在同一个人身上协调起来呢？
应该说，《红豆》组诗所表达的情感也是真挚的。也许是远居异域的孤寂引起的思念？也许是承认已婚的事实，理智战胜了感情？也许两者都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闻一多认识到自己和妻子都是被强迫的“嫁接”，都是被“供在礼教底龛前”的“鱼肉”，所以对妻子就产生更多的共鸣和同情，从而引起更多的思念。
人本来就是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十分敏锐的闻一多更是如此，他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矛盾，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东方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的矛盾，他在这许多矛盾中，在自己灵魂的深处，苦苦地搏斗。
闻一多来到美国这个被称为“自由恋爱的王国”以后，接触女性机会多了，是否浪漫起来了呢？他在上述致梁实秋的信中说：“到美国来还没有同一个中国女人直接讲过话，而且我真不敢同她们讲话。”至于美国姑娘们，他说：“我看见她们时，不过同看见一幅画一般。”
没有浪漫过，但感情却起过一些波澜。闻一多到美国学的是美术。1924年9月，他转学到纽约艺术学院，但这时他对戏剧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热衷于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同熊佛西、余上沅等一批新朋友排演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后来又曾专程赴波士顿协助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琇等好友排演《琵琶记》。
1924年10月，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的最后抄了一首他创作的英文诗，还在附言中写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中有这样几节（引自许芥昱的译文）：
欢悦的眼睛，激动的心；
相遇已成过去，到了分手的时候，
温婉的微笑将变成苦笑，
不如在爱刚抽芽时就掐死苗头。
命运是一把无规律的梭子，
趁悲伤还未成章，改变还未晚，
让我们永为素丝的经纬线，
永远皎洁，不受俗爱的污染。
分手吧，我们的相逢已成过去，
任心灵忍受多大的饥渴和懊悔。
你友情的微笑对我已属梦想的非分，
更不敢祈求你展示一点爱的春晖。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谈到这首诗时说：“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有那么多的凄怆。”
1925年夏，闻一多提前两年回国，先后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任教。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好友杨振声的邀请，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去青岛大学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闻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有位女讲师方令孺，教《昭明文选》，又好写诗，常向闻一多请教，闻一多对她印象很好。
当时他们在青岛过得很潇洒。首先由杨振声提议，每周末聚饮，参加者有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等七位男士。后闻一多提议方令孺加入，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据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回忆，他们酒兴甚浓，“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适之先生路过青岛，看到我们划拳豪饮，吓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请求免战。”
1931年1月，上海《诗刊》发表了闻一多的长诗《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兴奋，说闻一多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写信给梁实秋说，此诗是他帮闻一多挤出来的。原来，自从1928年《死水》诗集出版之后，闻一多很久没有写诗，好像悄然从诗坛隐退。徐志摩很着急，常去信催。现在《奇迹》出来了，他便以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实秋后来在《谈闻一多》中说：“志摩误会了，以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实际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有人推测，这“一点涟漪”，大概是指闻一多与方令孺之间的关系。
所谓“诗无达诂”。《奇迹》一诗采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因而诗中的“奇迹”究竟指什么：是真理还是理想？是美还是爱？曾引起过种种的揣测和联想。这是一首四十八行的长诗，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着，不管等到多少轮回以后——”终于“奇迹”出现了！“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传来一甩衣裙的，那便是綷縩，那便是奇迹——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这是否就是梁实秋所说的感情上的涟漪呢？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闻一多和方令孺的来往，引起了一些流言，闻一多也觉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来青岛，流言不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