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3)
2020-02-05 19:01:48栏目：读者
安逸和战乱的考验（3）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锳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锳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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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锳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锳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