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5)
2020-02-05 19:01:48栏目：读者
既是恩爱夫妻，又是亲密同志（5）
“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的名言。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有许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康砚说： “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的内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一个他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方石料，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如康砚），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如赵氵风），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如庄任秋、彭兰、张世英），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这对闻一多进一步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极有帮助。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万多昆明学生为潘琰等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不久，西南联大也宣布于5月4日结束，三校师生分批北上复校。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了，可以放手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屠杀镇压了。从5、6月份起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还篡改他们的名字，什么“闻一多夫”、 “吴晗诺夫”、“罗隆斯基”等等，诬蔑他们是拿苏联津贴的特务，给他们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做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这最恐怖最紧张的时刻，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难的前十天。虽然是说他学生的，但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上师生的车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有人深夜将噩耗告诉闻一多，他焦急万分，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时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苦，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这时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们大声叫嚣，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 “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白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孝贞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贞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八十一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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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这是闻一多的名言。
抗战期间，闻一多从一个著名的诗人、学者，逐步发展成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的民主斗士，并于1944年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有许多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战友、同志，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也从同志们身上得到温暖和爱。他把这种同志爱看得比对妻子、家庭的爱更崇高，他曾经对自己的学生康砚说： “对我的家庭，我很满意，你是知道的。”他指着跟前的小女儿继续说：“我爱他们，但这种爱不能使我满足；我要求的是另一种爱，如今我找到了它，那就是同志爱。啊！同志爱是人间最崇高、最真挚、最深刻的爱，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它的真实的内容呢？”他想了一想之后，用英文重复了一句“崇高的爱”！随后又感慨地说：“这样的说法也只能近似而已。”他还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出路，读《离骚》，唱《满江红》，也解决不了我的具体问题。在今天……”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生活在组织中，有一种同志爱……”
在闻一多的熏陶、感染之下，高孝贞也从一个他生活上的至亲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他的事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朋友们的推动下，闻一多从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铁笔，挂牌治印。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昆明事变，把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搞下台，派来自己的爪牙李宗黄。12月1日，李和关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几百个特务、打手进攻西南联大等校，殴打、杀害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当场杀死潘琰等四人，打伤数十人。正是这个刽子手李宗黄，附庸风雅，慕闻一多之名，托人送来一方石料，并附上丰厚的润资，请闻一多为他治印，闻一多断然拒绝。高孝贞也说：“饿死也不要这几个臭钱！”夫妻都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闻一多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因而，闻家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请他去讲演或写文章，有的向他请教，有的来和他商量斗争的部署。对所有这些客人，高孝贞都热情接待，特别是对青年同学，就像对自己的子女一样。有几位从沦陷区逃难来昆明求学的女同学（如康砚），一时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把闻家当成自己的家。有的人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如赵氵风），有的人一时无家可归（如庄任秋、彭兰、张世英），也都住进闻家。虽然住房狭窄，生活困难，但高孝贞总是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他们，使他们非常感动，这对闻一多进一步做好团结群众的工作极有帮助。
由于闻一多的才学和声望，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许多会议和活动由他发起，许多重要文件由他执笔或审定。那时昆明没有公共汽车，私人没有电话，通知开会或为文件征集签名，都要靠跑腿。有时闻一多跑不过来，高孝贞就来分担，挨家挨户跑遍了同志们的家。
1946年3月17日，三万多昆明学生为潘琰等四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出殡仪式。不久，西南联大也宣布于5月4日结束，三校师生分批北上复校。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了，可以放手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屠杀镇压了。从5、6月份起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和标语，攻击爱国民主人士，还篡改他们的名字，什么“闻一多夫”、 “吴晗诺夫”、“罗隆斯基”等等，诬蔑他们是拿苏联津贴的特务，给他们寄来带子弹头的恐吓信，并在他们家附近布满特务，还扬言要花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总之，气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组织和朋友都劝闻一多早走；学生们请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护他；美国加州大学还曾以优厚的条件请他去讲学，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离开苦难的人民，昆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做。在做出这些重大决定前，闻一多都和妻子认真商量过，高孝贞深明大义，表示坚决支持。
就在这最恐怖最紧张的时刻，闻一多对暂住闻家的学生彭兰、张世英夫妇说：“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无论是夫妇、兄弟、朋友、子女，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他夸赞另一位学生季镇淮不弃糟糠之妻，说：“只有对感情忠实的人，才能尝到感情的滋味，他未来的家庭一定比较幸福。”说这话时是1946年7月5日，即他殉难的前十天。虽然是说他学生的，但显然也是自己对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上师生的车队离开昆明。当天晚上，反动派就迫不及待地暗杀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的战友李公朴。有人深夜将噩耗告诉闻一多，他焦急万分，不顾自己正在发高烧，便要起身去医院。高孝贞担心天黑有危险，极力劝阻。他一夜未眠，晨五时赶到医院时，李公朴已身亡。闻一多抚尸痛苦，一面大声说：“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这仇一定要报的！”
这时从内线传来可靠的消息：黑名单里的第二名就是闻一多！但闻一多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高孝贞担心到了极点，含着眼泪劝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当她听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则诸事停顿，何以对死者”的回答时，又觉得丈夫讲得很有道理，再也说不出一句劝阻的话来，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上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李夫人张曼筠泣不成声，特务们大声叫嚣，吹口哨捣乱。闻一多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的 “最后的讲演”，痛斥特务罪行，并表明自己“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心，和“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的”信心。下午，闻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门外被特务暗杀。高孝贞奔出大门，扑向丈夫，身上沾满了丈夫的鲜血，她一时想死，但霎时间又醒过来：“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们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报！”
高孝贞继承了丈夫的遗志。1947年她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在组织和朋友们的帮助下，住进什刹海附近的白米斜街。她利用这个比较隐蔽的环境，使自己的家成为中共的一个秘密联络点。闻一多的侄子闻黎智当时担任中共平津地区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和妻子魏克就以这里为基地，开展革命工作，高孝贞多方掩护和配合，这里还成为蒋管区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的一个中转站，掌握这个关系的是吴晗。吴晗常介绍青年住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孝贞对他们都像家人一样，热茶热饭，问寒问暖，直到护送人来接走。
1948年3月，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孩子奔向解放区，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河北省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病逝，享年八十一岁，骨灰于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闻一多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