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说自己“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她说“我并没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这才是实情。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那时，能够把“原因想得很深”的人不多，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文革式的大悲剧，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为根源的。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中华民族那10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但愿如此）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心变成荒漠。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虽然她后来结了婚，有了两个女儿，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她心里也全明白：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这一点，无疑是她的错误。她的错误还在于：不懂得，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没注意到，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没有看清，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本文不具诉讼性*质，也不打算象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总之，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

　　1981年3月——1982年10月，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追索》。剧本在1982年第，2期《丑小鸭》上发表，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1983年公演。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70个拷贝，放映14900场）。

　　1982年11月——1984年1月，她参加了故事片《南拳王》的拍摄。‘1984年2月——6月，她与达奇、王力雄合写了25集电视系列片《黄水谣》。同时，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但又因故下马。

　　1984年7月，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风荷曲》中，任艺术指导。

　　1984年9月一10月，她拍摄了长录象片《炎黄子孙欢庆十一》。

　　1984年底一85年初，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血门》上下集。自己没有拍摄机会。此片由西影和广东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

　　1985年3月一7月，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漂流》，因种种复杂的矛盾，她中途离开。

　　1985年10月一12月，她为湖北电视剧创作中心改编了12集连续剧《天堂之门》。

　　柳青很能吃苦。与柳青一起工作过的人无论对她的看法多么不同，在这一点上却都一致。

　　影片《追索》中有这样一个画面：凌恺打开父亲的考古笔记，响起驼铃声，随之出现当年凌思涵的考古队通过火焰山的情景，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一支小小的驼队走在黑色*的沙漠上，给人神奇的感觉。7月的吐鲁番，中午的气温高达47℃，人静静地呆着也会感到难受，但为了这一画面，她们还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被人抬到山脚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3小时后才缓过来。第二天她照常工作。小说靠语言，电影靠画面；语言看出作家的功力，画面见到导演的匠心。为了一个好的画面，她和她的同志们不知走过多少冤枉路。在沙漠里，在高原上，在急流险滩间，常常是玩命一样走到一个地方，看看，不理想，再重新去找。这与片名相同：追索。“众里寻他千百度，摹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不怕。凡是追求完美艺术的人，都不怕这个。怕只怕：众里寻她千百度，猛然发现，有人正在名利熏心处。那时候柳青只会傻眼，再无作为。

　　为了拍摄《漂流》，柳青让掉了《血门》的导演权。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共同决定，请柳青导演她参加编写的这部影片，共二集，投资150万，拍摄景地在上海、天津，工作条件来比《漂流》不知好多少倍。《漂流》拍摄条件之艰苦，是一般摄制组无法与之相比的。古称黄河沿的玛多县已属人迹罕至的地方，离西宁有600多公里。再向上穿过大草滩，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场。她们和淘金人滚在一起，喝的是沙坑中渗出的水，住的是帐篷，地上仅铺一块塑料布，下面是湿草皮和老鼠洞。

　　那地方晚上9点多太阳才落，她们便从早晨5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中间只吃一顿饭。再往上走，到了黄河源头。自古以来，涉足此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吧，万圆几十公里连牧民的帐蓬都不见了。她们就在地上挖个坑生起灶火，用高压锅煮面条，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空气稀薄。走几米路都觉困难。不过得爬山，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楼梯有区别。柳青觉得《漂流》更能实践她的艺术理想，宁肯放弃另一种成功，而来这洪荒之地冒风险。这一次她除去冒了风险，没有得到别的。不过，黄河的博大激涌、高原的伟岸雄浑、大自然的纯洁沉静使她得了大享受。她常独自久久地默对这颗星球和这个宇宙，便忘却了蝇营狗苟的琐事，听到了瞑瞑之中爱与宽容的启示。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这么拼命地干，我猜是想用事业的成功来抵销生活中的失望吧？”

　　她说：“我不是那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问。

　　她说：“生活。”

　　她说：“真诚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事业也不过是为了这个。”

　　她说：“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在社会上站住脚，认为能搞成几部作品，被人们所承认就是最大的快乐，为此可以牺牲一切。”

　　她说：“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承认，但那不是最重要的，真的实现了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其实有更珍贵的东西。”

　　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径，不去寻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信赖、尊重、爱护、帮助、真挚的永恒的友谊与爱情。我要这样做，我也想这样影响别人，比如通过我的作品，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美好，也使人类本身变得更美好。”

　　看来几个概念有些乱，得稍稍分析一下：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而搞艺术的人，是一种人。为了发挥和实现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艺术的人，又是一种人。为了使人间变得更美好而搞艺术的人，是第三种人。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目的很明确的人。第二种呢？其“最大值”怎样体现呢？神枪手所以能证明其为神枪手，总是要有个靶子的，否则子弹向何处出膛？倘这靶子是“在社会上站住脚”，便与第一种人同。倘是“使人间变得更美好”，又与第三种人一样。所以第二种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而第三种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不也是在“实现人的能力的最大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