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刺猬的优雅》
2017年，郑执出版《生吞》，一部生猛的作品，身边不少书友聊起，难掩偏爱。或许，你也难忘那些故事，随手记录书中的只言片语：
“挺讽刺的，人这一辈子，唯一逆生长的东西就是胆量——青春期第三个发现。
尽管仍是寒冬，可还是妨碍不到凡人行立坐卧、吃喝拉撒，反正他们早已习惯了寒冬，几百年，几千年，老天爷冷他的，我们活我们的，这他妈才叫人性。”
三年之后，郑执交出这部全新小说集《仙症》。回忆自己的写作，他说有几年里，“文学”被他亲手杀死，兵不血刃，头也没回过，眼皮底下只剩“文字”。现在，“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是所有的微不足道的子集，于现实中坦然地随波逐流，从不迟疑。”
2018年底，《仙症》在“匿名作家计划”比赛中获了首奖，我的小说跟人突然受到很多关注，这当然是好事，一个作家能收获更多读者永远是好事，但同时也陡增惶恐——很多借《仙症》一篇才初识我的朋友，满怀期待地购回我几年前的旧作（多指比上一本长篇《生吞》更早以前的两本集子），阅后大失所望，惊呼“写出《仙症》的作者竟然还写过这种东西”——说实话，这也在我意料之中，幸好这两年学着脸皮厚了不少，搁前几年得找堵墙撞半死。
我出版个人第一本长篇小说是2007年，当时刚满二十岁，出道也算挺早，但那时候的确嫩得很，本也没有天纵之才，加上当年对文学所有的认知仅建立于自己有限的阅读与无限的假想之上，狂到没边儿，站不稳脚理所应当。同年，我在香港读了大一，暑期去 TVB 电视台做实习编辑，不过为赚点零用钱，却整天抱怨自己被大材小用，又在粤语听说无能的环境中，表达受缚，自我挣扎。后来因与节目制片人爆发矛盾，一气之下辞了职，既得罪了电视台，又白瞎从学校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实习名额。犹记得当日被男制片指着鼻子骂：“你呢种人将来喺社会上一定扑街！”我脾气也暴，逼身边会讲粤语的女同学帮我翻译：“老子回去当作家了，老子不上街就不会扑街！”后想想，当时自己真是狂得可以，竟认为作家不算一种社会职业。再一个，那女同学在翻译中一定是擅自把“老子”俩字给和谐了，不然对方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摆摆手放我走，也有可能他是在听到了“当作家”三个字后，彻底当我疯了。电影《钢的琴》
一年半后，经历了父亲离世，家境骤落，我休学一年回沈阳，每天除了读书、练字、跑步、买菜、做饭，陪母亲看电视剧，其余时间都用来写作。此后三年里，铆足劲又写出两本长篇，都成滞销书，深受打击，才幡然醒悟，原来作家作为一种职业，一样也要谋生。待我重返校园后，家中已无力支付我的学费，“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变成我的日常自问，昼夜深处一种惊慌之中。再后来的事，其实我有在“一席”栏目的一次演讲中详述过——借了高利贷，磕磕绊绊地拿到大学毕业证，随后在香港的一家出版社里谋得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干了不到两年，偶然贱卖出一本旧书的版权，将够填债务的坑，脱身后跑去台北读了一年半的戏剧系研究所，幸好学费跟生活费都相对亲民，手中仅存的一点可怜版税勉强够撑，直到2016年，才因一个电影剧本的工作，退学来北京定居。正是来北京前的那三四年里，我写过很多“那种东西”，都是短的，轻浮的，谄媚的，懒动脑也不走心的，被我丢在自己一度鄙夷的网络上，手机App 里，无非想告诉别人我仍在写，攒够篇数再结集成册，说穿了还是谋生。2014年前后，港产网文刮起一阵风，情色小说随三级片一起回暖，最“夯”的出版后甚至占据畅销榜首半年之久，作者跟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满，于是有编辑同事怂恿我也写一个，工资版税两头拿，何乐而不为。时陷困顿的我，全无半点抗拒，甚至是兴冲冲地打开内地某知名文艺网站，笔名注册，借坐班偷懒的工夫坚持连载，数月过去，竟也成了“夯”款，底下评论盖起高楼，更乐此不疲，本计划完成后一键简转繁，在香港出版卖钱，可惜最终因尺度过大被网站后台枪毙，才惊觉自己一直是在发布框里敲，连个底稿都没留存，小十万字从此无踪可寻，枉余酸楚，如今只能当段子在酒桌上逗人一乐——那几年里，“文学”被我亲手杀死，兵不血刃，头也没回过，眼皮底下只剩“文字”。丧失了敬畏，自然就无愧疚可言。我甚至公开调侃所谓的“严肃文学”，不过是故步自封的小圈子笑话。今再忆起，那种心态就跟一个苦情少女在初恋惨败以后，放话“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差不多逻辑，天真又可笑。电影《钢的琴》
闲叙此多，今都当笑话，非故作洒脱，更像是跟曾经那数年里的惶恐做了断。原来惶恐根源所在，是曾那般自我作践，兜兜转转今天还能回得来，多有侥幸。后怕。可那也确是我一路走来的踪迹，不掩盖踪迹是我对自己最大的诚意。若有人非说写作有多纯粹，我不会反对，但我坚信写作并没比谋生纯粹到哪里去，否则所有作家都该改写日记，或干脆把笔撅了。我本身是不太乐意在作品以外探讨文学的。写小说的坚持写，读小说的坚持读，这就够了。灯前纸背，台上台下，不用非逼自己挂相，照着一个作家或读者的模子去活，到头来其实没两样，殊途同归。作品以外，我更热衷探讨点儿别的，毕竟人生已经严肃到令大部分欢愉都显得太过短暂。十年前那句自问——“写作能否养活自己”，坦白讲，今天我的答案是“基本没问题”。至于自己如今写的小说到底有多“严肃”，会被别人怎样看待与评判，已不再置于心上。文学严肃与否，论心不论技，作品是好是坏，论技不论心。我自恃有自知之明，懂得到任何时候都不该得便宜卖乖，觍脸说“《仙症》才是我真实水平”这种话，不能够，也不可以——曾经写过的每个字都是我。稚嫩不堪的处女作，装老成而失真趣的滞销书，闭眼捏鼻子写下的千字万字，通通是我。“不再愧对文学”这种话，更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我确定不想再愧对自己，跟自己越来越看重的读者。总而言之，这本小说集，是在《仙症》打了个头后，近两年里踏实写的，最后的中篇《森中有林》，完成于疫情自我隔离期间，每天起床先照把镜子，跟自己说这次就一个要求，要脸。电影《hello,树先生》
因此这一本，，权当新的开始。给自己，也给我的新老读者们一个交代。《仙症》单篇放出后，我曾在微博收到过两条留言，分别有两个词跃入眼中，一个是“浪子回头”，一个是“夺舍”。对于前者，男人活到一定年纪，能被用这四个字形容，不失为一件幸事，甚至还带那么点儿潇洒。至于后者，才疏学浅了，百度词意，原是道家用语，意为“借别人身体还魂”，反应几秒后我才笑出来，想必这位朋友是被我过去写的“那种东西”伤害太深。不管怎么说，两个我都当褒义收下，毕竟脸皮又厚了。在此，只想特别感谢一下这两位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离我有多远，但我猜我们很近。还魂归还魂，我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体为妙——回到为一本插画版《聊斋志异》废寝忘食的身体，回到被爱伦·坡吓到脊背通凉的身体，回到被余华和川端康成抽空灵魂的身体。那副身体，可以是九岁，或是十七岁，也可以是三十三岁，或一条道走到黑。我不算特别迷信的人，但我相信凡此世间的每一个人，总要被一股力量所指引，无论这股力量来自内或是外。人渺小又无谓的一生中，神不可能时刻在场，我选择用写作弥补它的缺席。拿起笔，我是我自己的神，我给我自己指一条生路，放下笔，我仍是尘埃，是野草，是炮灰，是所有的微不足道的子集，于现实中坦然地随波逐流，从不迟疑。从今往后，我只想努力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除了那些个值得推敲再推敲的用词与标点，它们一定存在完美答案，相比人的命运，永远精准而明晰，只要它们各安其所，我便不再会那般惊慌。我必须写下去，也只能写下去，不存在别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