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湘西凤凰旅游的人，有人会在观过古城后，顺道去一下一公里之外的杜田村。沿石阶而上，不久便可见一块五彩巨石，石上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墓。

时光回溯，1922年，墓的主人，一个土气十足的湘西青年，脱下军装，只身去到北京，成为一名彼时的北漂。

青年沈从文

从面对古都的一脸茫然，到发表第一篇小说《福生》，他用了三年；此后，他的小说和散文频频问世，广受读者欢迎。

1928年，应胡适邀请，他前往上海，在中国公学讲授现代文学，而他的学历只是高小毕业。他称自己为“乡下人”。

此后的二十年里，他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结集八十余部，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其中包括《柏子》、《龙朱》、《阿黑小史》、《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其中，《边城》尤为著名，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中的顶峰之作”。

他就是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文物研究学者，一位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文学大师。 

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

事隔多年，作家萧乾仍然记得他在故宫看到的一幕：那天，萧乾陪外宾去故宫博物院参观，恰好看到沈从文在给游客讲解，手里拿着一根讲解棍。他讲得非常认真，可能是因为在患感冒，时不时剧烈地咳嗽。

“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回忆当年，萧乾心里满是凄然。

萧乾看到的，不仅仅是沈从文的一个普通工作日，而是他从建国后一直到1978年的生活缩影。

在二三十年代，沈从文蜚声文坛，著作等身，然而，在1949年以后，他却再也没从事过文学创作。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给友人的条幅落款处写下“封笔试纸”，这被后人视为他对文坛的无声告别。

沈从文的这一决定性转变，始于郭沫若于1948年3月发表于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的一篇文章，《斥反动文艺》，对当时一批知名作家进行了猛烈抨击，其中沈从文是重点之一。文章措辞严厉，将沈从文的作品定性为“桃红色作品”，指其“一直有意识地为反动派而活着”。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是对沈从文的致命一击。其时，正值中国政治巨变的前夕，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和文化的较量接近尾声，人们隐约看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

尽管内心有些惶然，但是，沈从文还是拒绝了国民政府的南下邀请，选择留下来。

应该说，沈从文与郭沫若的关系素来疏远。早年，他曾说郭沫若不会写小说，而郭沫若对沈从文也是印象不佳，沈从文认为文学家应该远离政治，反对政治干预文艺，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而郭沫若历来主张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因此，他对沈从文的批判早在意料之中。

因此，很多人认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更像是为沈从文量身定做的政治檄文，是对其近十年来背离左翼文学主张的总清算。

由于郭沫若的独特身份，沈从文感觉到，这篇文章不仅仅是缘于他与郭的个人恩怨，更像是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给他预订的政治标签。 

1949年初，北大校园里出现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左翼学生张贴出抄录的《斥反动文艺》，矛头直指沈从文。沉重的思想压力令脆弱的沈从文难以承受，3月，他曾两次试图自杀。

一次，14岁的儿子沈龙珠刚回家，看到父亲把手放在电源插头上，吓得他赶紧拔掉电源，把父亲推开。可是，数日之后，沈从文再次用刀片割破自己的手腕和脖子，幸好家人发现及时，将其送到医院抢救。恍惚之中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声喊着要走。

建国后，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成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和旗帜。他曾长期担任中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在政府内还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的日子可想而知。

郭沫若

1950年到1978年，沈从文一直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时给展品做做贴标签的活，有时拿着讲解棍，在故宫和历史博物馆给游客做讲解。人们都觉得他讲得好，至于他的背景和经历，无人知道，也无人关心。

在历史博物馆的日子，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而沈从文没有。对那段生活，沈从文有过这样的描述：

孤独、伤感和无望：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阂，理解之无可望……

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北漂，到驰名文坛的著名作家，这是怎样精彩的人生逆袭？可是，在建国后近四十年里，沈从文的人生却跌入了暗淡的低谷。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段时间，沈从文一人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房子，而妻子张兆和和孩子则住在小羊宜宾胡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萧乾见他挺难的，就通过北京市委的熟人联系历史博物馆领导，试图为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问题。知道沈从文是好面子的人，萧乾从未跟他说过这件事。

生活上的清苦倒也罢了，对于沈从文这样的文人学者而言，最难忍受的恐怕还是精神上的凌虐。

文革期间，有一天，一个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全都烧毁。

要烧就烧，听起来轻松，可谁都知道，书籍对于沈从文这样的人来说就是宝贝，宝贝付之一炬，他眼里没有泪，可心在流血。

那时的沈从文内心灰暗，希望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有段时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看鸭子。一次，他和几个人上街，看到咸宁纵横交错的街道，有人担心回来找不到路，沈从文便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的烟囱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文革中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文革十年的苦难一直藏在沈从文的心底。1985年，几个记者到沈从文家中采访，说起当年的境遇，沈从文甚至略带幽默地说：“说起来，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听到这里，或许是心有触动，走上前按着沈从文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了，受委屈了！”令在场人意想不到的是，沈从文听到这里，抱住女孩子的胳膊，像个孩子似的放声大哭起来，久久不能自已。

沈从文是深爱文学的，即便封笔多年，这个梦还时不时在他脑海里闪现出来。

1955年，农业合作化接近尾声时，反映这场运动的山西作家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出版了。次年，在湖南参观的沈从文写信给妻子：“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完成于1936年的散文集。当他阅读《三里湾》时，已经有7年没再写任何东西。

沈从文的次子沈虎雏曾回忆说，父亲曾几次试图重新拿起笔，一些高层领导人、文艺界的同行也曾劝他写些东西，可是他终究没有勇气再写。

“……这对他来说，很矛盾。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心中还是有顾虑。虽然是‘小阳春’，文学里的禁忌还是很多。”

对于自己告别文学，沈从文有着自己的解释，在给老友丁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因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怎么惋惜”。

凡是被称为梦的东西，都不是那么能轻易说再见的。文学就是沈从文的梦。“并不怎么惋惜”，“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沈从文？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或许，在说”并不怎么惋惜“时，沈从文想到了老舍，或傅雷，或胡风。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在会上，沉寂多年的沈从文再次被人提起，而对于所有的赞扬和恭维，沈从文一概淡然置之，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此时，距离连任三届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去世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

晚年沈从文

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沈从文潜心于文物研究。1964年，他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其间数易其稿，延宕17年后，于1981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被视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经典之作，考证缜密，文字传神，广受学界赞誉，多次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赠送给前来访华的各国贵宾。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北京家中逝世。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还是万般言语不知从何说起？不知弥留之际的沈从文是否回想起《边城》里那条美丽的小溪，以及那个让人叹息的结尾：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文学之于沈从文，一如翠翠之于傩送；翠翠等过傩送，文学也等过沈从文四十年。不同的是，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而那个文采斐然的沈从文却注定永远不再回来了。

作者：枫叶君，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定居加拿大。 原创文章来源：精致小号（ ID：toronto2016shanghai），枫叶君长篇小说《移民》在精致小号连载。

◆ ◆ ◆

生命因阅读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