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你一直说你参与了尼加拉瓜革命，而不是投身于政治。你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尽管你做过5年的尼加拉瓜副总统。这是为什么？政治生涯为你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什么不同于一般作家的角度？

拉米雷斯：首先，我想说的是，我一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政治家和作家。这两个身份在我的生命里奇异地交织在一起，而这一切，源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尼加拉瓜革命运动。

我想把从事政治活动和参加革命活动分开。我对正常运营的政治体系不感兴趣，对参加和运营政党、对参选和宣传活动都不感兴趣。革命爆发前，我就是一位作家。革命开始以后，我放弃了文学创作，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推翻索摩查家族几十年的统治，让人们可以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生活。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我决定退出政治舞台。我问自己：“现在我做什么？侍弄花园，还是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我决定重操旧业。就是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我也问自己：“政治生涯让我得到了什么呢？”在政府里面，成为权力的一部分，让我与其他的写作者不一样。在政治游戏里，你最能看清楚的是什么呢？是权力。这是其他作家无法获得的条件。

一个神父没有办法谈论爱情，因为他没有爱情的体验。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作家也不能谈论政治。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获得了这一部分经验。今天，我可以说，无论是革命性的权力、反抗的权力、民主的权力，还是独裁的权力，它们的规则都是相似的。权力间的竞争、对抗，因权力而生的腐败，都非常相似。政治和权力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真切的体验。《天谴》的主人公，就是死于尼加拉瓜独裁者和危地马拉独裁者共同设下的圈套。

腾讯记者：你希望成为丘吉尔那样的写作者吗？

拉米雷斯：（大笑）不会。我觉得丘吉尔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但那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得很奇怪的一次。他的回忆录写得很好，但在他那个时代，很多作家的文学成就更高。

说到我自己，我不希望在将来被作为政治家记住，我希望我作为一个作家被人记住。作为政治家被记住并不是什么好事。拉丁美洲的政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物种，抗击打能力极强，倒下了还可以再站起来，哪怕被群殴、暴打，还是可以存活，因为他们有着鳄鱼一样的皮肤，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我做不到这样。

或许文学也是一样。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然后他的手稿被发表，或者被埋没。被埋没的手稿在地下室里继续坚持，坚持，直到有一天被发现，被发表，被阅读。我唯一能把文学和政治领袖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就是这种抗挫折的能力，这种坚持不懈的能力。

腾讯文化：你在公开场合经常发表对政治的看法。你怎么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拉米雷斯：现在我坐在电脑屏幕前面，与你谈论我的工作，谈论我的文学创作。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写一页，高质量的一页，但是我不期待说服任何人。我不期待我的小说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面，这不是文学的作用。

文学的作用是表达，是讲述，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感悟。的确，有的小说可以给读者一个结论，给他们上人生的一课，但这是文学之外的东西。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和个人理想主义将文学污染。

我坚信文学应该与政治分开。在公共场合，我经常发表政治看法，但我对政治的表述不是作为作家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有很多作家不愿这样做，这没有任何问题，这并不削减他们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