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新加坡的童言，可谓拥有更多华语资源了。

从十九世纪开始，很多饱受战争饥荒与贫穷的中国人便飘洋过海来到“石叻”。2010 年，新加坡共有将近 280 万个华人。华人占新加坡居民人口中的 74.1%。

她却感叹，“在新加坡，语言像热带鱼般散开，老一辈的讲方言，年轻人讲不正规的华文，（他们）习惯用英语思考和阅读。”

她看到的商场海报是马来语，遇到的年轻人不懂成语“坐怀不乱”的含义，人们看到“开水”说“水会烧”，去商场买东西询问价格，不说”给你多少钱“，而说“还你多少钱”......

童言身处一个华人环境，眼睁睁看着这些操着一口洋腔洋调的年轻一代华人，心里别扭极了，有一种“会想死”的心情。“很想念中文，如果听到北方朋友说纯正中文，会很开心。”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 6 岁，一个 4 岁。她的先生是瑞典人，因为希望孩子能从小掌握瑞典语，在家里不说英语，只说瑞典语。而童言呢，则对孩子们讲粤语和中文，这两种来自中国家乡的语言，同样不能丢弃。“只能让他们慢慢把习惯改过来，尽量多说一点，这两个都是根，放弃了会可惜。”

195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 Ruth Hill Useem 首次提出“Third Culture Kids / 第三文化小孩”这个名词。她以“第三文化”为概念，来诠释那些在年幼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期间，成长于父母本国以外的小孩。

童言的两个孩子是典型的“Third Culture Kids”第三文化小孩，他们不得不频繁在四种语言中切换频道。

在新加坡，童言的瑞典朋友和中国朋友不多，很少能听到瑞典语和中文，粤语更少，只能偶尔回广东爸妈家的时候，让孩子们在那个天然的语言环境中讲粤语。

即便如此用心良苦，出了家门，孩子们仍然只说英语。

童言尝试了很多种方式，她从图书馆里借来许多有趣的中文翻译绘本，每晚陪孩子读。虽然中国故事有很多古老寓言，但对于 6 岁和 4 岁的孩子来说，“插画不够有趣”。

“像《愚公移山》、《百鸟朝凤》画得很美，故事就很老，读起来沉重。”孩子的兴趣一溜烟地飘走了，嘴里嚷嚷着：“读另外一本吧。”

孩子更青睐有趣的绘本。当她捧起《活了一百次的猫》读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下子安静了，直到她念完最后一个字，他们眨着亮亮的眼睛喊道：“妈妈再读一遍吧！”

此外，她还给孩子读国内老师推荐的儿童诗《日有所诵》，新诗、民谣、童谣，读来朗朗上口。一些 APP “ wawayaya ”、“天地人”上的绘本也能让孩子跟着念。

如今，儿子洗澡的时候，会伸出湿漉漉的小手指在玻璃上画“人”字。

儿子刚转到国际学校读小学，“ PYP 系统（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primary years program ），相当于小学里的 IB 系统，“童言觉得这个体系对自己的儿子来说更合适，“他比较慢。”

在国际小学，儿子每天至少上一节中文课。但童言暂时并不打算给儿子报中文的课外班，“在学校学的已经够了，不让他那么辛苦。现在给他报的课外活动，都是运动方面的，还有就是关于汽车，他喜欢汽车。”

她认为，除了要在家里面给孩子创造出中文语境外，还需要家长时刻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女儿要是在家里说英语，她会故意假装听不懂，让儿子帮忙翻译。潜移默化中，他们不那么惧怕说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