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经历过国内的残酷竞争式教育，67 岁的 Peter 对于儿孙的中文学习也伤透了脑筋。

我认识 Peter 是2010年，那一年，他刚满 60 岁。

Peter 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宁波人，年轻时去了南洋，便在那里生了根。母亲是广东人，Peter 的母语自然而然是广东话，只和父亲之间讲普通话。他说，父亲讲的中文带着些许宁波腔。

当时的马来西亚有四种学校，华文学校、英文学校、马来学校和印度学校。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学至少两种语言。那个年代有许多从中国大陆迁徙而来的华人。出生在海外的Peter，从小便耳濡目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

1965 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正式独立出来后，Peter 去了香港念大学。他开始讲自己的母语：广东话。毕业后，他去美国纽约州修 MBA ，因为和父亲事先讲好了，毕业后回国发展，他又重回香港，白天教书，晚上兼职。他回忆当时的负担很重，因为大儿子 Alfred 出生了。

之后的几年，他从香港来到新加坡，再辗转至美国洛杉矶，不再做一名教书匠，而是在商业机构里实践自己修习的商科知识。

他在洛杉矶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时规模相当于 GE 的台湾大通电器公司。在那里，他又学会了台湾腔的普通话。

在多语言环境下生长的 Peter ，中文流利。然而，他的儿子 Alfred 却与中文渐行渐远。

1983 年，由于转行从事房地产生意，Peter 一家来到亚特兰大，一待便是三十几年。

当时的佐治亚州，华人屈指可数，无论是在学校上课，和周围邻居朋友聊天，还是看电视，听到的、看到的，都是英语。渐渐地，12岁 的Alfred彻底丢弃了中文。

长大后的 Alfred 更是以西方人自居。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国白人，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法官，排斥外国文化。去年，他再婚，还是一个美国人。他们居住在一个叫 Dahlonega 的小镇，被 Peter 称为“土包子的镇”。在亚特兰大市北部约 40 公里处，在那个不到一万人口的小镇，除了 Alfred ，没有华人居住。

Alfred 和前妻生的孩子虽有一半中国血统，却已完完全全放弃了中文教育。这是 Peter 最唏嘘不已又无可奈何的一件事。今年孙子拿到两所大学的 offer ，UC Berkeley 和纽约大学。Peter 兴奋地说，我特别希望他选择纽约大学，因为有上海校区，这样孙子就能够接触更多中国文化，并学习中文了。但让他失望的是，孙子最终选择了 UC Berkeley，因为洛杉矶有他的同学和亲人。

Peter 的现任妻子 Amy ，也是西方血统，她是波兰裔犹太人，他们俩生的小儿子 Harrison ，从 5 岁开始，每周一次，上起了中文补习班，老师也是中国人。

但 Peter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Harrison 对中文兴趣不大，一出课堂甚至老师走开一会儿，便迫不及待地说起英语。磕磕绊绊学了两年中文，因为口吃的问题被建议暂停中文的学习了。原因很简单，说不好就会紧张，一紧张就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了。

在 50 年代的马来西亚，书法是一门科目，和语文、历史一样，都是学习中国文化的重要课程。

Peter 的父母在马来西亚当地的中文学校当老师，后来当了校长，是一个地道的文人。他记得逢年过节总有不少人缠着父亲写春节对联，他至今仍保留了一幅父亲写的《正义歌》。

他喜欢写书法，也是因为父亲的缘故。

父亲写中楷，每一个字都很端正，而 Peter 更偏爱比较散的行书或行草，他调皮地说：“因为写错了也没人知道。”

他尤其爱王羲之的字，“有的字笔划里面有空白的地方，你明白吗？那种飞白，和每一笔的力度、厚薄，都有很深的学问。”

小学 5 年级时，Peter 曾获得过学校书法比赛的三等奖，这件事情让他记忆犹新。

如今，Peter 已过花甲，心情好的时候，会找一张大桌子，铺上白纸，挥墨几笔。而 Harrison 便会装模作样地拿起毛笔，在旁边跟着写。

Peter 用写书法的方式，教会了 Harrison 认识好几个字：大、小、东西南北中等。中国的象形文字，视觉上理解更为直观，Harrison 学起来也愈发觉得有趣。

现在 Harrison 已经能看懂中文菜单了，看到四点水，他能辨认出繁体字的“鱼”，也知道“田”字有四个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