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靠着钢铁起家的一块四川“飞地” ,我在这里长大却成了家乡的边缘人(2)
图片来源:三线建设博物馆
那个年代,入川还得翻着黄泥巴路走上几天几夜,汽车开过大凉山必须在轮胎上捆着铁链防滑,路窄到摔个趔趄就会跌落山谷死无全尸。这就是外婆印象里成昆线修成之前的四川,一切都足以让人战战兢兢。
我长大后去北京念书,寒暑假时不时会搭乘绿皮火车回家,耗时 40 来个小时,最后一程就是成昆线,记忆里更多闪现的是艳阳下灿灿的水纹,斑驳的山体,水田边的马匹,远处三亩油菜花旁边荒地上翘腿仰躺的农村少年。翻到书中正写道花间疏影水中浅,自渡岸江招客来,抬眼一看,火车穿过土墙山洞正开过绿盈盈的长江水畔,实在是很美。不过长辈们一旦提到 1970 年夏天通车的成昆线,总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铁路建设搭上了太多人的性命,即使是在今天,铁路边还是布满了铁道兵的坟墓,“死的人多到叠起来像一摞摞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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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硬生生在草莽里刨出了一个个用代号命名的工厂和基地,现在市里的很多地名依然保留了数字叫法,九附六、九附二、501 电厂……就和甘肃 404 厂一样,理由是出于战备保密需要,甚至于成昆线通车后攀枝花唯一一个火车站都要建在市区外,为的就是不让过往的人窥见攀钢。
那时似乎有很多不能公之于众的东西,也包括我外公的职业。
他经常叮嘱家里人说,“就告诉别人我是看守所守大门的”,但其实家属大院里谁都知道他在警局里呼风唤雨,外号是脾气又倔又怪的“廖排骨”,身材精瘦精瘦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去世,妈妈把他葬在青城山。现在我也只能从老房子里留下的旧照片还有从各处听来的零碎故事拼凑出他的人生,妈妈说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外公在成都念完大学投笔从戎,奔赴西藏,参加和平解放。参军的决定让他和家庭彻底断绝了关系,曾祖父母家里成分不好,是大地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外公每天早上都能吃荷包蛋喝牛奶,教育也是绝对不吃亏的,从小上私塾,后来考上大学读了英语文学专业,尽管在亲苏的年代,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学俄语。所以我总觉得他的种种决定都是带有一点覆灭式的浪漫主义倾向的。
“三线建设”的命令下达后,1965 年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点名要他从成都到渡口市公安局预审处工作,服从组织调动,他翻山越岭来到攀枝花,工作内容就是秘密审讯重大刑事案件涉案人员。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在枕头下放一把手枪,半夜说出现场就要出现场,有时候一去局里就要花上三天三夜,“熬鹰”一般地在审讯室里和罪犯斗智斗勇。
1980 年代他亲自审理了一个轰动全国的大案,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会计青素琼贪污国家公款 20 多万元,想想那个年代的 20 多万元啊,一下就被判了死刑。他在餐桌上和我妈津津乐道,抓包现场,青素琼家里的席子底下铺满了面额 20 元的人民币。那会儿 100 元面额的钞票还没有那么流通。
在这片光怪陆离的试验场,扎根乡野的人们的确坚忍又勇于博取,但其中不乏贪婪的人,百无禁忌冲破一切规则和准绳。一个在短短几年内就出现在中国地图上的城市,吸纳了数以万计的移民,产生了太多被视为奇迹的事物,有的已经超越常规,曾经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终身都难以摆脱成功战天斗地的侥幸感,一遍又一遍地试探命运的底线,直到昔日的荣光全部萎缩在自己的光环里。
图片来源:攀枝花广播电视台
这座城市黑暗的一面伴随着妈妈的成长,她在弯腰树公安局职工大院里度过大半个童年,“弯腰树”这个地名在当地就是看守所的代名词,之前是一片坟地。她每早听着五六点响起的警哨醒来,老房子正对着高墙围驻的禁忌之地,她站在家门口看着一卡车一卡车的罪犯被送来,每个犯人的脖子上挂着牌子,写上名字和罪刑,两边的公路上站着持枪的武警战士,目不斜视。有时家里如果有重体力活,外公还会把犯了轻罪的犯人带出来帮忙干活。
小时候我在老房子里翻箱倒柜,见过外公用钢笔书写的部队公文,连同无数尘封的记载过去兴奋和虚妄的文件,以及几大包形式各异的毛主席头像徽章,还有用报纸裹好的齐高的一分钱硬币。邮票和黑白照片压在木桌上厚重的玻璃板下面,半身照上他剪着板寸头,戴着趾高气扬的帽子,看不出任何笑意。
知识分子的标签助长了他扑不灭的坏脾气和好面子,这几乎成了我妈的童年噩梦,部队戒律都被他原封不动搬到子女教育上,对待他唯一一个女儿,这种严苛程度变本加厉。
挨打是家常便饭。我妈酷爱看书,在已经把家里书柜上的《犯罪心理学》、《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希腊棺材之谜》翻烂以后,不知道她从哪里搞来了一本小说叫《血染的爱》,讲的是几代人解放前后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一天外公光瞄了眼书名和封面就大发雷霆,粗暴地断定她不务正业,“净读些讲情啊爱啊的不能上台面的东西。”然后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暴打。
而我妈印象中他可能唯一稍有温情的时刻就是在得知毛主席去世的那天,被打成右派的他从大龙潭农村里劳改后回家,一个人在房间里伤伤心心大哭了一场。
这是一座根本不需要睡眠的城市,烧结厂、炼钢厂、焦化厂、轧钢厂、氧气厂……
电炉锅炉没日没夜轮番转动,每每经过还能听到乒里乓啷的捶打声,大烟囱往外不停排放雾气
为了躲避他,我妈毕业后没有当成老师,因为一年两个难熬的寒暑假摆在那里,一回家就要面对阴晴不定的外公。命运戏人,最后她像外婆一样被分配到了攀钢工作,她和这座城市之间反而被拴得更紧了。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不会有人选择跳下时代的顺风车。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瓦解,尽管国有中小企业多多少少都在经历“破产潮”,但钢铁企业却靠着兼并重组诞生了不少行业巨头。那会儿,人人都为能进入这样的大国企而感到骄傲,在攀枝花这座小城里同样如此。几乎每 10 个人里就有 1 个攀钢员工,家家户户都和攀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来源:三线建设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