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是凉的，

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1946年7月，汪曾祺与施松卿一道离开了生活七年的昆明。

到了中转站香港，施松卿回到福建老家省亲，而汪曾祺则一个人回了上海。

那时的汪曾祺用穷困潦倒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没有积蓄，没有文凭，在上海又没有至亲只能寄居在别人家中，找工作又屡屡碰壁。心灰意冷之下，汪曾祺有了轻生的念头。

幸而沈从文在汪曾祺的来信中探查出汪曾祺这种消极的念头，很快回了一封信将他大骂一通。沈从文在信中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沈从文的一番话，骂醒了汪曾祺，也终于打消了他自杀的想法。1947年夏天，施松卿得到了北大外语系助教的职位，汪曾祺也随之一同到了北平谋求机会。

可惜没有文凭的汪曾祺，依然没有被北平这片土地所接纳。在赋闲了三个月之后，才在沈从文的多方设法之下找到了一份历史博物馆办事员的工作。

虽然有了工作，但是日子却过得跟退休没什么两样。

汪曾祺在这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守着一些价值不大的文物，做着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打发时光。在这里，汪曾祺得才华和抱负都得不到施展，心绪难平。有时在夜晚仰望着满天星斗，觉得世界都是凉的，只有他这里一点是热的。

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境况直到北平解放，才开始逐渐好转。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出任北京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54年汪曾祺改写的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得了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在离开学校十年之后，汪曾祺的才华才终于得到了承认。

同年秋天，汪曾祺应全国文联负责人的邀请，进入了待遇更为优厚的《民间文学》当编辑。

在《民间文学》，汪曾祺的待遇的职权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拥有了选稿的直接决定权，但是由于他性格刚正不阿，爱较真，不肯放松对稿件选取的标准而给出通融，自然得罪了一些人，也为他日后的坎坷人生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