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作乐的三年

1957年下半年，“反右”开始，一向不参与政治的汪曾祺却没能躲过这次厄运。

据汪曾祺后来的回忆，这一场灾难来得猝不及防，当天早上他还在照常上班，走进楼里却发现墙上贴满了指名道姓攻击他的大字报，看着那上面激烈的言辞，汪曾祺一下子就傻了。

接下来就是开批判会，从他过往的文章中吹毛求疵，然后就是撤职，下放农村劳动。1958年初秋，汪曾祺孤身一人离开了北京，走之前只给施松卿留下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对于这种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糟糕境遇，汪曾祺居然显得挺得意。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的人生就太过平淡了。

这三年多的劳动应该算是汪曾祺人生中最艰苦的时期，当时已经近四十岁，体育又一直是短板的文弱书生要去干抗麻袋，起猪圈这样的粗活会有多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汪曾祺却很会调节自我，苦中作乐。

在劳动之余，汪曾祺演过戏，帮戏剧演员画过脸谱，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还用毛笔写出了小说《羊舍一夕》。

据汪曾祺的儿子说，当年给汪曾祺寄东西，寄得最多的就是稿纸和毛笔，而且毛笔还得是汪曾祺点名要的那种鸡豪毛笔，在改造期间还能有这种闲情逸致，汪曾祺怕是空前绝后第一人。

在北京文联工作时汪曾祺就一直希望能够写出贴近生活实际，有感情有分量的作品，但是那时天天坐在办公室内编辑着官方稿件，没有这种机会。在农村的生活，倒是给了他真正深入生活的机会，也是教人哭笑不得。

一生淡薄的纯粹文人

汪曾祺一直很欣赏五柳先生身上那种“闲静少言，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而他自己的身上也有些五柳先生的影子：

他工作十几年都弄不清自己是什么级别，也没有特意去争过什么职称和津贴，就连写文章都甚少跟人争论稿费的问题。

也或许就是这样的淡薄豁达，才使他成为一名纯粹的文人。因为他能够将全部的精力投注于热爱的写作之上。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沈从文曾经教导过汪曾祺，所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不要诗意，不要哲理，这样才真实。

这一点令汪曾祺收获匪浅，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笔谈》中也总结过：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眼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所以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精心雕琢的痕迹，但是情节动人，贴近生活，几乎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看他的书，就好像是在与他对坐饮茶，闲话家常。在茶香氤氲之间，听他云淡风轻地讲述一段动人的故事。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读者，这也正是他的作品能够广受喜爱的原因。

汪曾祺这一生经历过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在被人追捧时不沉溺于名利，在跌落深谷时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一直保持着一种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他身处在动荡紧张的年代，追求的却是一种桃花源式的精神实质。比起对现实黑暗的抨击与不公平现象的控诉，他更愿意用自己的文字来描写那些温暖的，令人看到后会感觉宁静，安定的东西。

吞下苦难之后，只谈吃，只谈美，只谈人间的美好和温暖，潇洒率性，自在而活，这就是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一名纯粹文人所拥有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