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位于上海浦东中等偏上的公办小学，上学第三天，班长生病请假，老师随手点了第一排的我带大家下楼吃饭。平日我们班整队最慢，总有人讲话，也就总挨批。教室门口整队时，我灵机一动：“ 某某，你和你前面的换个位置。某某，你换到第一排来，某某，你到某某旁边去。”

这些话如果放到美国我可不敢说，一定会有很多人challenge为什么，我记得在美国小学一年级圣诞合唱，老师安排我给指挥献花，还特意补了句：“因为Alice（我）离得比较近。” 结果和我站对称位置的Sam当即就说：“我离指挥也很近！”结果就是老师不得不买两束鲜花安排两个孩子去献。

可是中国的孩子们好像习惯了服从权力，既然是老师指定我的，就没有人挑战我问为什么。结果因为我把调皮的男生隔离开来，那天居然队伍纪律特别好，破天荒得到了教导主任的表扬，作为奖励，我们也第一个吃上了中饭。

我久久回味着带领大家获得成功的喜悦，靠着自己一点小小的聪明才智，就能提携一帮人，我还想要更多这样的机会，前提是我必须当班长。

接下来，我仔细研究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当班长。

公办学校的价值观以成绩为唯一标准，同学们只会认可那些比她们自己成绩好的当干部，于是我努力成为学霸。

公办学校老师喜欢找那种听话的，能把事情转述清楚，能准确找到老师落在办公室的东西的人做助手，于是我很快成为老师眼中的乖巧懂事，办事靠谱。

结果，我如愿以偿。在中国当班长其实很简单，因为你相当于老师不在时的影子（monitor一词很有道理），代为管理班级，手上自然也就有一些小权力。比如安排值日，比如记他名字让他得不到小红旗，比如文艺活动的演出名单，这些东西都可以由你一手决定，只要老师那里能通过，学生再有想法有意见也没用。同学和班长的亲疏远近自然会有影响。在美国的时候，bossy的人最没人缘，但是在这里，大部分班长都是那种面对老师毕恭毕敬，很远就打招呼，在同学面前却很强势，非常有威风的那种孩子，“老师面前懂事”、“学生面前强势”几乎成了班长标签。

这样的做法似乎也没什么坏处，至少推进事情特别快，不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人挑战你的决策，老师说怎么干就怎么干，用我爸的话说，就是执行力强。我设想过，如果在美国学校里去做这些事情，光是和同学们解释你为什么这么做，都要累个半死，更别提一定会有人反对了。

升入五年级，学校说要抓毕业升学质量，换来了一位主流骨干教师，新老师一来先把我们班描述了一通如何之差，差到不可救药。然后告诉我们唯一生路是按她的规矩来。

“在我的班上，每周两两PK，谁赢谁当班长。”我最好的闺蜜和我分到了同一组。

妈妈觉得不妥，去找了老师商量，看在两人是好朋友的份上能否换个人？毕竟是孩子，还是需要呵护。老师油盐不进，回了句：“这是她们人生必经的一课。”

老师的策略果然奏效，几次PK后，班上的氛围开始变得奇怪，大家素日里的打打闹闹没有了，安静的教室里弥漫着猜疑嫉妒的气息，闺蜜开始四处说我是外国人，网购大批韩国文具送同学，一边抢走我的事情做，一边又在老师那边暗示我不愿意为班级做事。

而我越来越不能满足老师的胃口，每天我必须记下五个人的名字，抓他们违反纪律的现行，不完成便是我不负责。我似乎更有权力了，同学们看到我毕恭毕敬，但是我已经越来越害怕每天去上学，各种花式请假。终于有一天，老师在六一活动策划上提出又要举办美食街活动，这个活动去年圣诞节已经做过，于是我去找老师。

“ 蔡老师，能不能我和班委商量再报一个活动策划案上来？大家多一个选择？”我偷偷瞄了一眼老师阴阴的脸色，慌不择言又加了句：“我们可以投票决定用哪个方案。”

老师没有抬眼：“嗯，这周你语文考得不太好，回家不要老看英语，多花点心思在语文上。”

我讪讪退出。六一活动被交给了我闺蜜。我被打入冷宫。

新一届班长改选开始了，流程是这样的：先由各班推出两位候选人，这个候选人产生的方式由各班自己决定，我们班则是由老师指定了我和我曾经的闺蜜。然后再由各班派出四名学生代表到大礼堂，听取各位班长候选人的介绍后进行投票。

大礼堂投票那天，我毫无争议地落选。

原因很简单，老师私下里，看似漫不经心地，让我闺蜜直接找四个同学去大礼堂，闺蜜当然心领神会地选择了她素日施恩颇多，关系较好的四名同学，我就这样莫名败下阵来。当然这些事情，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说如果想升浦外这样的学校，班长或者优秀干部是申请的必备硬件，为了这个，很多家庭都会使出浑身解数。

辞掉班长对我而言，此时已经是一种解脱。但我突然理解了，在中国，权力就象乐高积木的扣件，大家特别习惯于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果我想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我就得让自己去拥有更多的权力，让这群人在一个有智慧的人的领导下过得更好。但是，我到底是不是那个有智慧的人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或者会永远是呢？而且权力之上更有权力，我只能祈求我的上级是个积聚人间一切美德的人，这事情似乎也不大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