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毋庸置疑，40年来，我们的文学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业绩，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然而，身处这样一个波澜壮阔、呼啸猛进的时代，我们也需要思索，如何让文学与时代比翼齐飞，与人民并肩前进；需要静下心来，对当下文学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深长的反思。

比如，作家必须尽快熟悉新时代新生活。以往许多年，文学打的是“农村包围城市”之战。作家绝大多数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写乡村生活驾轻就熟，闭门造车就可以写得极有神采。而今城市化进程愈来愈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们正渴求新知识、适应新生活、面临新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作品也应焕发新的生机，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然而一旦面对网络化、大数据、云计算、金融圈，很多作家就力不从心了，有深度、鲜活生动的城市题材作品少之又少。

“以人民为中心”“文学是旗帜、良药、炸弹，是照耀民族精神的烛火”等崇高的主张，似乎过了气。我们当然需要表现小生活、小情调、个人情绪的作品，然而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大时代，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近年来，我们的文学日趋寂寞，这当然与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有关，然而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很多文学作品与人民无关，与时代无关，与大众的精神需求无关，自说自话，缺少艺术的魅力、感染力和感召力。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作品消解崇高、消解英雄、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将家国情怀、民族命运抛在脑后。接着，出现了低俗的陷入商业化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对此，个别评论家竟然给出所谓“突破禁区”的理解并予以肯定。还有某些诗歌，多是日常生活包括切菜做饭的大白话分行。更有诗人把家乡近百条大江小河的名称和有关数据分行排列，写成所谓的诗，堂而皇之地发表在文学期刊上。这样的文字误导了一批文学青年，他们竞相模仿，从而出现了大量留不下来的泡沫和“膨化食品”。许多年来，平庸的诗作浩如烟海，却顶不上从“文革”浩劫中走出的顾城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对于种种低俗恶俗的文学现象，不少正直的评论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评，文学界、媒体和出版部门也努力作好正导向，弘扬正能量，然而依然存在一些国家文学期刊为恶俗作品提供发表渠道，依然有主管者和评论人对这类作品放任自流甚至大唱赞歌，所谓“创新探索”“个人风格”“创作自由”。在我看来，这并非探索和创新，而是堕落与糟蹋；这并非个人化的写作风格，风格是建立在一定品格、意趣和修养之上的；这并非个人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底线的，即不能侵害文学肌体，腐蚀我们的文学精神，污染我们的文学生态。对错误的文学思想、恶俗的文学表达、腐败的文学现象，不能放任自流，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和批评。

最近看到有文学师长对青年作家寄予期望，鼓励他们踏实地去努力。是的，中国文学的未来，正取决于年轻人。看看文学史吧，歌德25岁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名声大噪。肖洛霍夫23岁写出《静静的顿河》第一卷，轰动世界。鲁迅30多岁写出我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青年奥斯特洛夫斯基以伤残之身，创作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了整整一代人。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以为，青年作家不要小家子气，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要有雄心、有情怀、有气魄，深则深到底，高则我为峰，关注大时代，敢于大作为。

回望历史，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再到改革开放初期以《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为代表的一批新时期文学作品，每每想起，心潮总是难平——我们的一代代先驱，为世界留下了多少华美的文学篇章，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多少雄伟的文学高峰！

今人当努力，奋起而直追！（作者：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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