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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王安忆就小说艺术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王安忆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敏锐的艺术感悟，揭示出了某种深邃的艺术规律和创作理念。

对小说的这种探索和追求，体现在更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譬如王蒙、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韩少功、阎连科、张炜、毕飞宇、余华等等，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移探求的，就是一条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合其他文学思潮和方法、艺术元素和形式，所形成的开阔坚实的创作道路。尽管每个作家的生活积累、文学修养、思想资源、审美趣味等各不相同；他们逐渐形成的创作路子，也迥然有别。但立足中国本土现实，建构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学思想和方法，则是大体一致的。而其中的关键，是作家融合什么？找到了什么？今天的文学特别是小说，正走向一个融合的时代。

新时期以来40年的文学发展，就是不同的文学思潮和方法、观念和形式，不断地碰撞和杂糅、分化和重组的复杂过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新时期开始，文学领域兴起的现实主义主要有三种形态。一种是“十七年”形成的革命现实主义，另一种是接续“五四”文学精神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还有一种是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现实主义，由此构成了多元的、蓬勃的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末期，现实主义文学由盛而衰，它不再能适应走向复杂和深化的现实社会，不再能满足文学自身的变革要求。于是，寻根文学、现代小说、先锋小说脱颖而出，现代主义文学“平地而起”。用西方的文化眼光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用西方的文学理念变革小说的艺术形式和叙事语言，成为一种标新立异的文学潮流。

1984年底，一场在杭州举行的文学会议使“寻根文学”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到九十年代之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以及市场化社会的逐渐展开，文学日益滑向了社会边缘。现代主义文学热闹数年之后，不断降温，但作为一种新的理念、精神和手法，却潜移默化地沉淀在了文学的河流中。现实主义不甘沉默，努力走向时代变革和底层社会，形成了又一次“现实主义冲击波”。到了二十一世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加速推进，市场化、世俗化社会全面推开，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出现。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份额在萎缩，但它在固有体制和机制的支撑下，仍然在坚持、摸索和发展。在创作的路向上，依旧奉行现实主义，除极个别作家外，绝大多数向本土经验、向传统文化回归。

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文学思潮却出现了退隐状态。现实主义难以宏观而有力地把握社会生活，引领民族的精神前行。40年的文学历史昭示我们，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和突出优势，但它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危机。现代主义代表着文学的某种流向和未来，但在中国显得“水土不服”。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实现现实主义同其他创作方法以及文学资源的融合，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文学课题。

任何一种文学思潮、观念和方法，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土壤、文学流变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一种创作思潮和方法的现实主义，其实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文学类型，它是独立的、自足的，有自己的起源、规则、形式，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平起平坐”，自成一家。另一种指的是文学的基本规律，它是所有创作方法的一个起点和基础。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作家在现实生活的激发下，能动地表现出来的。就像千姿百态的建筑，都必须有圈定的、坚实的地面做基础。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所以能不断进步、拓展，就是它始终在寻求一种融合、创新之道。而开辟文学潮流的，是那些挑战传统、彰显自我、融汇百家、独辟蹊径的开拓型作家。如王蒙，是一位被誉为具有“现实情怀和文体‘探险’精神”的作家，他说：“比如说我的作品，既是现实主义的，但我又不准备遵循现实主义的各项‘规则’。你说不是现实主义的？我当然是反映现实的，不管我写得多么荒诞，但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启发，然后把这种启发或与古代的、或与外国的事情联系起来。……至于用什么方式反映现实，与现实的本来面目保持多大的距离，这都可以由作家选择。”（王蒙《王蒙文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正因有这样的文学胸怀和创作理念，才使他在现实主义小说、现代派小说、新笔记小说等领域，作出了累累建树。王蒙引领了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发展，他的观念代表了优秀作家的心声。

刘呐鸥（左）、施蛰存（右）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以贯之的文学主潮。尽管现代主义曾经几度崛起，其他创作思潮也时有涌现，但都难以撼动主潮的位置。现代主义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有两次兴盛期，一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拿来”的现代小说思想和艺术，刘呐鸥、施蛰存等借鉴的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方法；另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王蒙、残雪、马原、格非等汲取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形成的现代派、先锋派小说创作潮流。这两次现代主义浪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深巨，它改变了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僵化格局，给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因此，现实主义的融合，首先是同现代主义的融合。

王安忆并不是一个开创新潮的作家，但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了现实主义的局限，现代主义的优势，说：“我以为，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常叫做‘现实主义’的那类；……另一种是往往被叫做‘现代派’的那类。”（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她承袭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小说富有生命力的元素，扬弃了两种创作方法中的艺术短板，既注重小说的现实性、客观性，又注重小说的“心灵性”、精神性；既着力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偏重人物的人性、命运的开掘，形成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现实主义创作范式。新时期以来的相当一批作家，都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滋养下，实现了创作上的转型和超越，推进八十年代的文学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现实主义几乎是一种海纳百川式的创作潮流，它同样可以容纳古典主义文学创作。中国有着博大的文化传统和精深的文学资源，足可以构成源远流长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但一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古典主义传统被割裂、削弱。我们注重了西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借鉴，却轻视了对中国古典主义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当代作家真正具有古典主义意识，是在新时期文学之后。譬如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洪子诚评价说：是“对个人、家族、村庄的经历、命运的讲述，放置于现代史的广阔背景中，联结重要的历史事件，以探索、回答历史变迁的因由和轨迹，以及有关乡村、民族命运的问题”。（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小说深刻而艺术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历史上的衰微、变迁和悲剧命运。

同样是陕西作家贾平凹，沉潜中国的儒道佛文化，古典文化不仅成为他一部部小说的内在魂魄，而且转化成一种文本的结构形态、语言神韵、审美意境。他说：

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要真正具有民族文化内涵和气象，将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我们才刚刚起步。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着一种“近亲”关系。西方文学史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风行；19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成为文学主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是主流，而浪漫主义是重要的支流。在40年的新时期文学中，汪曾祺、张洁、张承志、张炜、何立伟等，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丰富和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世俗化社会的推进，物质化、功利化思想观念的漫延，浪漫主义文学渐渐销声匿迹。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物质、金钱世界，消极、世俗人生。人类不能没有理想，人生不能没有浪漫。转型期的社会呼唤着浪漫主义文学，作家须要重建自己的理想、想象，用浪漫主义文学温暖和激励人们的前行。

新时期文学走过40年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其中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文学要强大、发展，就要回归现实、回归本土，才有望实现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的继承、借鉴、融合，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都要自由、充分发展，特别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要努力为之创造生长空间。作为主潮的现实主义，不仅要与其他文学思潮和流派融合，还要向其他艺术门类如戏剧、电影、民间文学、网络文学等借鉴，向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取法。转益多师，革故鼎新，使现实主义真正成为富有生机和生命力的创作“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