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从布罗茨基说起，1972年6月4日，32岁的布罗茨基怀揣着祖国强塞给他的护照，独自从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机场起飞，开始“猛嚼流亡的面包”。从专制封闭的祖国一下子来到眼花缭乱的西方，布罗茨基经受了短暂的眩晕。

他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形单影只，一脸茫然。事实上，布罗茨基的流亡之路说不上多么坎坷，刚到欧洲，他便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英国大诗人温斯坦·奥登那张 “惊人的脸” 。奥登当时正在奥地利的吉尔赫施特腾小镇度夏。自1958年以来，他差不多每个夏天都来此。奥登“像一只抱窝的母鸡”一样迎候了他，带他参加重要的诗会，为他的诗集作序，将他介绍给希默斯·希尼、以赛亚·伯林等人。

晚年的奥登

布罗茨基认为，暮年的奥登之所以对他充满好感和好奇，是因为他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故乡；更重要的是，奥登对那个将他驱逐出境的体制充满了厌恶。布罗茨基得遇暮年的奥登，是他的天命和运气；对奥登而言，布罗茨基不过是他晚年经常资助和提携的诸多后辈之一。自1950年代开始主持“耶鲁青年诗人丛书”，他曾极力提携过艾德里安娜·里奇、W.S.默温、丹尼尔·霍夫曼、约翰·阿什贝里、詹姆斯·赖特、约翰·霍兰德等后辈诗人，一如当年艾略特提携他。

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奥登是1973年7月，在伦敦的斯蒂芬·斯彭德的家里。“威斯坦正坐在桌子旁边，右手夹着一只香烟，左手端着高脚酒杯。关于鲑鱼的冷酷这个主题高谈阔论。由于椅子太低，由家庭主妇拿两册牛津英语字典凌乱地垫在他屁股下面。那时我认为我看到的是唯一一个有资格用那些书当座位的人。”布罗茨基巧妙地恭维了奥登。布罗茨基对奥登充满了钦佩，1964年，当他还在俄罗斯高寒地区的流放地时，他初次读到了奥登，境界大开。

“（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期之一。” 布罗茨基后来回忆说，“没有比它更糟的时候，但比它更好的时期似乎也没有。我认为这个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

这是他对奥登的评价。为了取悦这个“影子”，他甚至开始改用英语写作，“这是一个人向另一个更好的人所能做到的极限：在他静脉中延续；我认为，这是文明涉及的一切。”（摘自布罗茨基《小于一》中“取悦一个影子”）

《小于一》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 黄灿然

此时，距奥登遽然离世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晚年的奥登虽然在个人生活上依然马马虎虎，室内陈设永远乱糟糟的，身上的衣服可能一个月不洗，但工作安排却极有规律。布罗茨基见证过奥登一天的生活，早晨做什么，上午喝什么，晚上几点睡，几乎雷打不动。斯彭德也曾回忆说，奥登生活极有规律，如果有人在他工作时间来访，他会毫不客气地拒绝。到了晚上睡眠时间，即便高朋满座，他也会赫然起身，走回卧室。唯一对他健康不利的是，他晚年酗酒越来越厉害。他还患有心脏病，而且感到越来越孤独。

去世前两年，他曾到访汉娜·阿伦特的公寓，试探着向她求婚。他的理由是，两个人都是单身了，应该在晚年互相做个伴。当时阿伦特的丈夫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月，面对一个“像流浪汉一样”的求婚者突然出现在面前，汉娜感到很吃惊。他们曾见过几面，但算不上亲密朋友。

阿伦特曾到访过奥登在纽约东村的公寓，那天夜里一群朋友乱哄哄的，奥登仅有一把搅拌咖啡的小勺子，让一桌子的客人轮流使用。阿伦特实在受不了奥登的单身汉生活，有一次她硬逼着奥登去买了自己的第二套西服。但她并没有打算就这样一直照顾他下去。她曾对自己的女友玛丽·麦卡锡说：“对于他来说，我是很重要的，他非常爱我。……我必须拒绝他，全面地想想，我已经把自己忘了。……我讨厌怜悯，也感到害怕，一直是这样。我还不知道有这样怜悯我的人。”

汉娜·阿伦特

阿伦特用了“怜悯”一词，而不是“爱”。她知道奥登即使爱她，也非男女之爱。她对奥登的感情大概也是如此，一种复杂的怜爱。她一生所信仰的箴言就是“不要怜悯”。但她没想到奥登这么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年后的1973年9月8日，奥登在他的夏季寓所因心脏病突发而辞世，终年66岁。阿伦特特地赶去参加了葬礼，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记忆中的两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