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必须写得多。

2.他的诗必须展示题材和处理的广泛性。

3.他必须展示视野和风格的明白无误的独创性。

4.他必须是诗歌技巧大师。

5.就所有诗人的作品而言，我们区分他们的少作和成熟作品，但是大诗人的成熟过程必须持续至他逝世。

这几条标准看上去就像奥登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他差不多全部符合。首先，他写得够多，奥登生前一共出版35部诗集，其他还有散文集、歌剧集、评论集等；其次，他处理的题材足够广泛，展示的风格足够鲜明，他能够用从古到今的各种诗体写作；最为关键的是，他是一个不断成熟的大师，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成熟度，他是在不停的蜕变过程中最终完成自己的。如他自己所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1938年，奥登和伊舍伍德应费伯出版社的邀约，有过一次中国之行，并留下了一组战地十四行。在此之前，他都是以一个左倾的、关注时事、强调介入的诗人形象被关注的。他早期的诗作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思潮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情欲混合物，他希望以马克思主义来疗救时代弊病，而以弗洛伊德主义来救赎自身的罪。

在1930年代的西方青年思潮中，这既不新鲜，也算不上多么荣耀，奥登在接受这个标签时或许并没有多少自觉。他后来曾反思说：“回溯过往，我发现我和朋友们对马克思的兴趣……更多的是出于心理上的原因，而非政治上的考量；马克思吸引我们，就像弗洛伊德吸引我们一样，它们都是撕破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性工具。”我读奥登早期的诗作，关于“介入”的篇章实在有限，更多的是一些充满知识与典故的对历史的书写、一种热烈而隐晦的情欲表达，以及一些讽喻性的小品。

《别了 柏林》

[英]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译] 孙法理

1936年底，他曾寻求加入国际纵队参与西班牙内战，但最终也只是在萨拉格萨前线短暂逗留了几天便返回伦敦。西班牙之行让奥登颇为沮丧，“回来以后，我不愿谈论西班牙，因为我被耳闻目睹的很多事情给弄得心烦意乱。”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无非是斯大林势力和希特勒势力在较量，除了死了很多人，哪一方获胜都难言真正的人性的胜利。他写下了《西班牙》一诗，一百零四行，有着奥登式的美妙修辞和超然的政治立场，整首诗在“昨天”、“今天”、“明天”的循环往复中呈现出一种整饬而变化不已的惊人效果：

昨天仍信仰着希腊的绝对价值，

英雄死去时会垂下帘暮；

昨天会在日落时祈祷

会对疯子顶礼膜拜。但今天只有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