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B叶芝,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之间来回奔跑的诗人。
威廉·巴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6-13~1939 1-28)
从都柏林乘长途公共汽车横穿国境,四个多小时后便到达西海岸的斯来沟镇。那里古风犹存,镇中心矗立着一尊青年时代的叶芝全身铜塑立像,颀长的身体上铸满他的诗句,被风鼓起的衣襟仿佛梦想的翅膀。不远处一幢古旧的红砖建筑是叶芝纪念楼,内设叶芝博物馆,里面陈设有不少关于叶芝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包括诺贝尔奖证书和金质奖章。镇东有风景幽美绝伦的吉尔湖,湖中有叶芝向往的人间仙境——因尼斯弗里岛。湖水流经镇中泻入斯来沟海湾,那里有另一处著名的“仙境”罗西斯岬角。
叶芝博物馆门前的诗人雕像
镇北数英里处写有“叶芝之乡”字样的路标指向一座参天大树荫覆的教堂:旁边是那古老的石十字架;对面有诺曼时期的圆塔;近临来自格伦卡瀑布的湍急溪流;远望势如奔马又似卧剑的布尔本山。这就是叶芝的曾祖父曾住持的竺姆克利夫教堂,大门右侧的墓园就是叶芝长眠处。遵照诗人在《布尔本山下》一诗中的遗嘱,他的遗体于1948年从法国运回爱尔兰,归葬于给他的童年以欢乐、给他的诗歌以灵感的这块形胜之地。这似乎是他完满的人生之旅的象征,而他的灵魂仍驾着飞马珀伽索斯,超越生死,驰向永恒。
由上至下依次为:布尔本山,竺姆克利夫教堂,叶芝之墓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是一位画家的长子。虽然他的家庭传统上说英语,奉新教,甚至祖先还是英国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规的英国教育,但他自小就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这也许与他在伦敦上小学时受英国同学歧视和欺负的经历不无关系。作为英裔爱尔兰人,他对宗主国英国的感情是爱恨参半的;他恨英国人造成了他不能用爱尔兰的民族语言盖尔语写作的事实,同时又爱使他得以直接学习莎士比亚等大师并且使他自己的作品得以更广泛流传的英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地位,才使他在从事文学创作伊始就感到确定身分的迫切需要。
作为使用英语创作的作家,叶芝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题材。这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究和翻译盖尔语文学的学者和翻译家们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他既必须背离英国文学的传统,退回到爱尔兰的本土风景中去寻找灵感,又必须把所获纳入英语的包装。1886年,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领导人、爱国志士约翰·欧李尔瑞。在他的影响下,叶芝开始接触爱尔兰本土诗人的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品,他自己的创作也开始从古希腊和印度题材转向爱尔兰民俗和神话题材。188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乌辛漫游记及其它》就反映了叶芝早期创作方向的转变和确定。
同年,叶芝结识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茉德·冈。由于她的美貌的吸引,,年轻的叶芝多少有些身不由己地进一步卷入了争取爱尔兰民族自治的政治运动旋涡之中(甚至一度与激进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发生联系),就好像他笔下的诗人乌辛被仙女尼娅芙诱引到魔岛上一样。但他毕竟不是政客,而是诗人。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实际行动,而只是尽诗人的本分:
叶芝与茱德·冈
知道吧,我愿被视为
一个群体的真兄弟,
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
把谣曲和民歌唱诵;
《致未来的爱尔兰》
1891年,叶芝与伦敦的一些年轻诗人组成了“诗人俱乐部”,并加入了当地一些爱尔兰作家和学者组织的“爱尔兰文学会”,开始从事整理和宣传爱尔兰文学的活动。但他自己的笔一刻也没有停歇,接连出版了写爱尔兰题材的散文作品《凯尔特的曙光》(1893)、《隐秘的玫瑰》(1894)和戏剧作品《心愿之乡》等。
叶芝始终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十八岁时,他就为初恋的情人劳拉·阿姆斯特朗写过一部诗剧《费雯与时光》。诗剧《女伯爵凯瑟琳》(1892)则是他特意为茉德·冈写的。1896年结识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后,叶芝开始与他们共同筹建爱尔兰民族剧院。这标志着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开端。叶芝本想借戏剧的形式教育群众,在现代人中间恢复一种高尚的民族精神,但他以爱尔兰神话为题材的风格崇高的象征主义诗剧不像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的现实主义剧作那样受欢迎。而且,小市民的庸俗反应常常令他失望和愤怒。
《the wind among the reeds》
(诗集《苇间风》)
1899年,诗集《苇间风》问世,获当年最佳诗集“学院”奖,确立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有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犹如一百年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
但是,1916年复活节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诗人。叶芝想不到从他平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中产生了他理想中古爱尔兰的库胡林式的悲剧英雄,他看到了一种崇高精神的爆发: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
此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对现象世界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辍地在变化中寻求永恒。然而他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了。中晚期的组诗《内战期间的沉思》和长诗《一九一九年》反映了他在内战的背景前对人类文明和心理的沉思。他更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因而谴责任何形式的破坏。
叶芝又是个自传性很强的诗人。他主张写自己主观的切身体验,而非对外界的客观观察。他在《拙作总序》(1937)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的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什么,悔恨也好,失恋也好,或者仅仅是孤独;他从不直话直说,不像与人共进早餐时那样,而总是有一种幻觉效果。”这决定了他的诗是象征主义的,而非写实主义的。他认为,他的一生是一种生活实验,后来人有权利知道。抒情诗人的生活应当被人了解,这样他的诗就不至于被当做无根之花,而是被当做一个人的话语来理解。
他的诗以大量的篇幅和坦诚的笔触记录了他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尤其是他对友谊和爱情的珍重。女性在他的生活和艺术中都占据了显要地位。在《朋友》一诗中,他写到了三位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女友,她们是:
奥古斯塔·格雷戈里
奥莉维娅·莎士比亚
茉德·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