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给学生以多种方向选择可能是外国英语专业的共同趋势。可喜的是，我国在2013年拓展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内涵，增加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及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在2018年以《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形式对本科外语的内容也作了相同的扩展。不过与法国的英语专业内涵相比，我们的专业外语似乎对专门用途外语强调得不够。法国的英语专业人数并不太多，却已经对人才培养规格做了多元化设计。我国英语专业人数众多，，人才需求多样，更应该冲破狭义语言文学的樊篱，走多样化之路，从而更好地满足国家需求、学生需求。在这一点上，蔡基刚教授批评我国英语专业的狭窄内涵和同质化问题是正确的。尽管蔡教授在个别文章中也提到了狭义语言文学内容于英语专业仍有意义，但在更多的言论中，他反对所有大学的英语专业都圄于狭义语言文学范畴内，却似乎希望所有大学都用专门用途英语取代狭义语言文学课程，这样，蔡教授在反对一种同质化的时候，不小心又成了另一种同质化课程设置的倡导者，从而似乎也忽视了英语专业多样化内涵的意义。

　　（三）英语教学仍应重视人文素养培育

　　蔡基刚教授剔除英语专业中的人文素养成分的诉求也是值得商榷的。英语专业向人文性的侧重应该说是这一专业的标志性特征。从法国大学的英语专业来看，其三个分支均饱含人文性内容。在第二个分支，英语国家的文明、法律、传播等课程与人文内容无法分割。第三个分支名为专门用途英语，尽管这一分支要学不少其他学科专业课程，但目的还是提高专门用途英语的水平。

　　应该注意到，当前的人文学科本身也处在动态变化中，也有其时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M.A.R.Habib在他的《文学批评史》（2005：1）中把人文学科的意义提高到与人类文明存亡息息相关的程度：“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是，就整个人文学科而言，对其研究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对我们文明的生死存亡至关紧要（vital）。”Habib（2005：1）还认为发生了“9·11”之类事件，文学批评者也有责任，他们未能尽职，未能教会人们如何进行批判性阅读，未能解决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问题。的确，在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的今天，相互理解得到增进的同时，误读的机会也大幅增加。《牛津英语词典》发布的“2016年度英语词汇”里收录了“后真相（post-truth）”一词，“真相坍塌(truthdecay)”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门话题（RandCooperation2018）。“后真相”也好，“真相坍塌”也好，都是在讲，随着信息环境的改变，即使是在一种语言文化内，也会产生严重的观点误读和分歧，在多元语言文化的环境里情况只会更加严重。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和分歧是冲突的重要根源，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冲突的毁灭程度可能会远比“9·11”要高。这似乎也是为什么H.L.Gates，Jr.（1992：xii）大声疾呼：“世界多种多样文化间实现相互了解的挑战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唯一的、最重要的任务。”显然，作为全球通用语专业，我国的英语专业有义务在这一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任务当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关停并转”英语专业不是明智选择

　　关于英语专业挂红黄牌的问题，或者可以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角度来理解。哪个专业火了，就会有大批学生报考，逐渐会出现这个专业毕业生供大于求的情况。在理论上，所有专业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从价值规律角度来说，出现产品供大于求的状况，生产会自发调整，技术改造会得到激发。英语专业似乎正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专业的改进势在必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专业要大幅“关停并转”。

　　蔡基刚教授提到，“就上海一地调查，仅有5%不到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是继续攻读英美语言文学或英语教育的硕士学位，其余都到了金融、法律、商务等工作岗位，还有不少英语毕业生甚至就业到无需任何英语的岗位”（蔡基刚2018）。且不说在信息时代，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岗位“无需任何英语”，那他/她一定是个以叶障目的人，蔡教授所说的情况恰好说明了英语专业毕业生有较强的普适性。而这种普适性恰是本科教育所应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的背景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多数学生，无论是什么专业，最终完全从事所学专业的比例都不会太高。就整体而言，本科教育的主要责任是提高学生的整体人文和科学素养，培育专业学术兴趣，似不宜过早地将所有学生都关进专业高墙围起的狭窄空间。如果有一天，大数据可以向人们提供更细致明确的人才需求资讯，在高等教育进一步普及化的背景下，人们或许会发现一些工科类的专业相对而言属于小众专业，更多的大学生或许会自觉地向以提高人文和科技素养为主要目标、就业和发展普适性强的专业流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标多元化的英语专业较易承担起提高学生人文科学素养、培养专业学术兴趣的使命，其办学成本低，学生国际视野开阔，就业发展有较强普适性，适于缓解过专的学科专业毕业生供过于求的问题。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英语专业发展空间巨大。况且，从英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我国的英语专业设置较多是一种战略优势，不宜过多考虑其“关停并转”问题，而应多考虑其质量的提高问题。

　　四、结语

　　从多个角度来看，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地位业已确立。在信息时代，千条江河归大海的语言信息地貌也已基本形成。亦即因为英语拥有全球通用语的地位，其效应之一就是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将自己的信息用英语来呈现，从而导致海量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英语，使英语在信息承载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势下，掌握英语就是掌握信息时代珍贵资源的重要获取手段，拥有足够的熟练掌握英语的人口对于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足够数量的国人熟练掌握英语，将英语中有用信息译成汉语，缩短汉语与英语在信息承载量上的差距，对于保持汉语地位，从而保证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加强英语教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国教育发展迅速，英语专业教师和学生都数量可观，与刚刚改革开放时的英语专业相比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在那个时候，全国有多少英语教授扳着手指也可以数过来，毕业生数量相比远远满足不了填补英语教师空缺的专项需求。在当时，英语专业限于狭义的语言文学范畴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在高等教育更加普及化的今天，仍将英语专业圄于狭义的语言文学范畴显然不合时宜了。法国的英语专业学生数量应该比我国少得多，但是他们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已经作了多元化调整。这对我们拥有众多英语教师、每年近20万毕业生（蔡基刚2018）的英语专业的调整和改革来说是个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