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彻夜失眠之后，得出一个结论：是弟弟的工作害了他。弟弟的工作时间跟别人是岔开的。我们上班，他下班。我们下班，他上班。“没有半点社交机会，自然就会想着赌博。”他信心满满地决定将弟弟带回家休养一阵，“再重新找个工作，一切就会变好。”父亲同时央求我们不要放弃他，而此时我们给弟弟拨出的每一个电话都是忙音，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石沉大海。

我们早早地到了弟弟工作的城市，碰面时已过晚上十点。白天弟弟在上班，而我们则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寻找落脚的酒店。弟弟拒绝在这个他呆了四五年的城市，为家人预定一家酒店。因为“我们并没有事先告知他要来”，赌气一般，弟弟坚称他对这个城市不熟。

酒店的空气里仍然弥漫着浓厚的沉默，和第一次我们发出询问时一样。弟弟的一张嘴好像含着黄金，死咬着唇。僵持了约莫四十分钟的功夫，弟弟才开了口，话里话外仍是怨责。怪父亲没有把债还清，怪家里教育方式错了，怪我们又惹他生气，害他又赌。

父亲平静地接过所有的埋怨，渺茫地拉着他的手，“跟我回去，否则我跟你妈就只能去跳河了。”话音刚落，弟弟像一头猛兽转身冲出门去。他拒绝父亲向他抛去的救命稻草，宁愿沉溺在赌博里不能自拔。此时距离上一次半个月不到，原来的债务丝毫未减，反而又添了三万。

父亲后来经常回想起那天。他这辈子从不与人示弱，在儿子面前，那句话也并非威胁。他是真的想过。“他没有珍惜过我们老两口的死活”，父亲一想到这，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他穷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他的教育方式怎么就是错了？

这是二十几年来家中最大的变故，也是父亲这辈子最压抑的时候。那些生活的难不曾让他低头，而弟弟却直逼得他泪如雨下。他一面强压着心里的失望和困惑，一面拿信任与弟弟赌博的事实较劲，一面揪心于如何筹措还债的钱款，一面又要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平静自然，维护弟弟一贯的好儿子形象。母亲半夜醒来，时常发现父亲的枕头是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