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岁的韩愈，因为受到郡守董晋的赏识，进董家做了一个幕僚。寄人篱下，温饱而已。还好，一切苦难都是文人创作的温床。

正是在这个时期，韩愈写下了诸如《与孟东野书》《师说》《马说》等石破天惊的名篇：

“世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长有，而伯乐不长有。”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这些名句在初中课本里随处可见，脍炙人口。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韩愈开始对权贵的生活有了深刻的体味。

昔日一起寒窗苦读的好友，现在都已经官场得意。强烈的对比刺激着韩愈的神经。韩愈看到，做官除了可以建功立业，还可以给家人好生活，还可以声色犬马。

韩愈变了！他认清了现实：要当上官，绝对不能傻傻的靠埋头读书，当官要用功，但功夫都在考试之外。

晚年的韩愈，就曾写诗这样告诉孩子：

“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

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

“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

“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

明明白白告诉子孙们：能不能考取功名，关键在于你会不会巴结权贵，判断权贵的办法很简单，看他们的穿戴；交友，要交对你有用的，那些对仕途无用的人，就不需要过多来往了；不与权贵交接，一辈子就只能做个可怜巴巴的农夫。

但他可能忘了，他曾经在给自己的学生李翊的信中对这种风气大肆抨击：

“将蕲（qí）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我们很难说明白，韩愈的这种适应现实的变化，到底是他进步了，还是社会退步了？